一 我在日本跟着那个名叫中山裕一的台湾人到建筑工地打了一天工之后,从此再也没去干那样的活了,因为这样的事不是经常有的,留学生都想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哪怕是一天就打几小时,每小时挣得少一点。我需要这样的工作,我的朋友也一直在帮我寻找。不久,我就弄到了一份与“胖”打交道的差事了。
“胖”是啥玩意儿?我读日文感觉那面包的发音似乎就是一个中文“胖”音。我在日本的九个月里,与面包打了八个月的交道,在这八个月里,除每周一我要去久留米大学上课外,每天上午8-11时要在一家名叫“大荣”的商场摆放面包。说起来,这份工作我得之不易,干之更不易。
福冈最繁华的地带称为“天神”,这地方有家最大的商场就是“大荣”。该商场1至8层经营家用电器、服装、化妆品及其各式各样的东西。而偌大的地下商场则经营各类生熟食品,每天顾客很多,买卖十分红火。那地下食品城专有一块卖面包的地方,有三四家大面包厂为其送货,其中一家就是日本赫赫有名的山崎制“胖”厂,该厂负责在福冈等地销售的经理叫福田。
我朋友不知如何先是联系到了福田,领我去面试了一下。福田起初误以为是我那位当时已在日本生活了六年的朋友要去做那差事,满心欢喜地答应。可当我这个只会说几句简单日语的中国人站在他面前时,他虽然也有点犹豫,可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或许是见我长得高大壮实,满身力气的样子,也就许可了,并承诺一小时给一千日元,外加交通费。在那个时候,可能除了在“思纳窟”的小姐外,这是室内打工的最高工资了吧?朋友说他在日本那么多年,也没有拿过这样高的工资,说我一来就遇到这样的好事。我笑道:吉人自有天助嘛!
面包厂那个小头头福田,人很是不错,答应下来后,还驱车带我们到离市内很远的面包厂参观了一下,又请我们吃午饭。之后陪我去体检,并自掏腰包领我们去一家博物馆看了所谓的日本国宝——一一尊铜佛像。
山崎厂的司机,每天早晨八点前将该厂的面包拉送到“大荣”商场一楼前,我必须在那时到场。我与司机先是将几十箱面包搬到一楼检品大厅后,司机就要开车回去。商场有专门看单子的人开始与我接触,他念单子上面的面包名称,我必须立马用日语准确无误地回答这种面包的数量,全都答上、与单子的数量相等后,我就再搬到地下商场去,分门别类地摆到相应的货架子上。最开始的几天,福田知我日语不行,特地让他们工厂送货的司机晚走一会,帮我一下。我则利用这机会认真学认真记,还将各式各样的面包拍成照片,反复读其日文名称、仔细观察其色泽与形状。总之,我为了做好这份事情,是全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地认识每一个“胖”。半月后,司机对我撒手不管,我也认为可以独挡一面地做好工作。可是没想到的是,还有一个更大的“拦路虎”正在等着我呢!
二
且说大荣商场地下一楼检品大厅有位二十四五岁的日本青年,叫什么名字我至今也不清楚。这家伙怪兮兮的,从神情上看就不是正常人,一条很粗的假金项链有意地挂在圆领汗衫外面。就是他每天念面包的名称,我每天要向他报数。从当时那个具体的情形看,他也算是我的“顶头上司”了。当山崎面包厂那位好心的司机不再管我之后,我要独立担当那份任务了,这个怪家伙就似乎格外兴奋,他感觉调理我的时机终于到了。每天早晨上班,看到我先是神秘的鬼笑,又不时地眨眨鬼眼,然后倚在那带轮子的铁桌上,迅速地念出一个面包的名字,我猝不及防,根本听不清楚,只好请他再念一遍,可他却将头转向别处,一副不理不睬的神态。我不能影响工作进程,必须在商场开门前将面包摆放好呀,急得满头大汗,翻遍箱子里的每一种面包送到他眼前,他总是摇头,不肯在单子上签字,后来多亏在商场里打工的一位日本老太太帮我解围。
在此后的一周里,商场几位好心的日本人与一位来自台湾留学生知我处境困难,不时过来帮我一下。我也利用这时机,再次去努力识别一下那些“胖”的日语发音与名称。有一天,我提前一刻钟到了岗,在大厅里见到了那“小鬼子”,我上前友好地说了句“饿哈腰”,另一句“高扎以麻司”尚未说完,就见他转头而去。检测面包时,他一连念了五个,我用日语准确报上数来。他顿时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鬼眼珠子转了转,停了一会,装出咳嗽的样子,掏出手绢捂着嘴,一边捂嘴咳嗽,一边念面包的名称。这种发音早已变了腔调,我全神贯注地听,一个也没听清。我知道,这“小鬼子”又在给我出难题了。我弯腰翻箱找了半小时也未找到他含糊不清吐出单词的那个面包,我强抑内心怒火,刻意与之周旋,汗水浸透了衣裳,内心的痛楚难以言说,大脑中反复闪出要快点收拾回国,不再去遭这个“洋罪”的强烈念头。后来总算过了关,急忙将几十箱面包搬到地下商场,尚未摆到架子上,客人就进来了,这让我很是狼狈。
我回去说于朋友听,朋友第二天打电话告诉了山崎面包厂的福田,可那位对我很是不错的福田先生无奈地说:“我们也知道那家伙太嚣张,可没办法,我们管不了他,只好慢慢忍耐了。”忍耐,忍耐,是的,我不能就这样执气不干了,也不能因此而就这样回国,这点折腾算什么?难道就不能打起精神与之斗争到底吗?一方面当然要忍耐,但是也不能完全被动忍耐下去,一切都可以转化的,就看时机了。
三
次日,朋友来到商场亲自找到了那个“小鬼子”谈了话,要他多关照我、别存心欺负人。朋友找他谈话之后,他不但没有变化,反倒变本加厉地想出各种歪招来整治我,有一次,几个箱内的面包只自剩下七八种未检完,他念一种,我拿一个,他大摇其头,我心想肯定在里面,只好耐着性子再拿一次。这次他没有再吭声,默认是正确的,盖章签字。我的火气噌地上来了,左手抓着面包,右手指问他:“刚才我拿这个面包时,你为什么说不是这种?你成心捣蛋是不?你这个王八蛋!”当然我说是的中文,他听不懂,但见我怒目圆睁,知道我是发了脾气的。第二天早晨,我走进大厅,见那“小鬼子”独自在场,我没有再说什么“饿哈腰”之类的话,而是哼唱着《大刀进行曲》。心想:看看今天他还玩什么把戏?
山崎面包厂送到商场的面包,一般分两次:头天晚上送的叫一次检品,第二早晨送的叫二次检品,各有各的单子,不能混淆,在那“小鬼子”忙于别事时,我开始预先翻看各种面包,发现有两小块面包被压在一大箱面包的下面,稍不注意很难看到,心里还责怪面包厂的人放置错误。我把那两块小面包悄悄拿出来,放到另一个空间较大的箱内。可半小时后,那家伙念那种面包时,我怎么也找不出来。抬头见他正用怪怪的眼神看着我,嘴角裂开,露出得意的笑。我找不到那种面包,他就让我在单子上签字,然后在面包的名称与数目栏内打叉,意谓面包厂没有送来此种面包。检第二箱面包时,我猛然发现那两小块面包竟在这批箱子中间夹着。此时我明白又是他在搞鬼,是他在我来前先将那两块面包放在大面包底下,发现我拿到显眼处,又瞅我不备将其取出放到二次检品箱内。我被他折腾的怒火冲天,拿着那小块面包直奔其眼前,当着在场的很多日本人,用中国话大声骂道:“你这个小鬼子,到底想干什么?我日你八辈祖宗……”。以后的几天里,“小鬼子”又变着花样来对付我,比如念面包名称时,只念前面或后面几个字母、在我推着面包进电梯刚关上门后,他在外面又按开关,使电梯难以行进。有时在我弯腰查找面包时,他故意用小铁桌来撞我……我反复观察分析,感到他是一个心地非常阴险而阴暗的家伙,若早生五十年,到了中国,那个可恶的东西,双手肯定会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他从骨子里瞧不起中国人,千方百计想把我挤走,挤不走,也不想让我在这里舒服地干下去。
四
1998年署假里,朋友一家回国探亲,我因来日本时间短,认识的人不多,自己的语言又不行,怎么才能继续在那儿干下去呢?我决定先用“书面形式”给“小鬼子”一个警告,就在一张纸上写道:“看你长得也还像个人样,可为什么就不办一点人事呢?你别以为我不懂日语,就不知你的种种伎俩。为了日本人的形象,为了这个商场的形象,也为了你今后的生存与发展,我劝你还是好自为之吧!最后送你几句中国老话:善有养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自然会报。请你找个懂中文的人翻译给你听,望你三思!”
上班时我把“警告书”给了那家伙,他用邪恶的目光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了那纸条,揣在衣服里。我不知“小鬼子”是否找人翻译出,反正次日见我后态度更加恶劣,竟朝我吐唾沫、甩鼻涕。在我弯腰查找面包时,又将盖印用的红印水盖在我白色的衬衣的后背与肩上。
到了这时,我觉得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我必须采取点行动。我一度思考着用武力去对付他,虽然他比我年轻,可我的训练有素的身体让我自信用拳脚收拾他是没有问题的。然而,转念又想,这毕竟是在日本,我初来乍到,言语不通,若是打了他,我纵有万条理由,到时也说不清,日本的警察也会来找我的麻烦的,看来此路是行不通的。我动脑筋想办法,想到了1846年魏源写《海国图志》中的一句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何不用“以日治日”之策略?正好,我朋友的朋友刘君来看我。刘君在日“抗战八年”,日语纯熟,又侠肝义胆。听我讲了那件事和我想法后,他当即抓起电话告诉了面包厂与商场的头头们,让他们尽快处理,并说若不处理,就报道出来。接着我穿着那件留有三处红色印记的衣服上班,通过一位翻译找到了商场的头儿。我告诉他们,我是新闻记者,我来此打工,其他所有的日本人对我都非常友好,从多方面帮助我,让我很感动。但你们商场竟有这样一个无赖,这让我非常遗憾,这有损你们的形象,你们若是置之不理,我将把商场的名字点出来,写成报道,在日本和中国的媒体上发表,同时也请日本新闻界的朋友前来采访……商场的头儿听我这么一说,有点紧张,详细询问了事情的经过,还做了记录,一个劲地向我陪礼道歉,还要赔我衣服。我说衣服不必赔了,问题一定要处理好。他们表示定要严肃处理,望我不要把事情捅出去。
五
隔了一天,商场的头头给我打电话,我说不清,转告他刘先生的电话号码。不一会,刘君来电话告我,商场决定将那捉弄我的那家伙开除。这消息让我大吃一惊,我原想商场顶多会将他批评教育一顿,或将他的工作岗位换一下,没想到“大荣”商场的领导动了真格儿的了。后据了解,那“小鬼子”在商场工作了好几年,还是检品大厅的小头目,下管好几个人。他恐怕做梦也没想到,与我这个不会日语的中国人打了几天交道,结果把自己的饭碗打碎了。想挤走别人的人,自己反倒先走了。
第二天早晨上班,在大厅里果然没有看到他,接替他的是一个很和善的日本年轻人。几十箱面包我顺利检完,心中好不轻松,仿佛一大块石头从心头搬走。到了地下商场,原在一起打工的日本男男女女们全都惊讶地看着我,似乎我是天外来客。然后,一个个又来热情与我打招呼,显然他们已知道了我与“小鬼子”之间的事情。后来听说,在我来之前,有位日本人干我这个差事,结果不到三周就被那混蛋气跑了。原来这家伙积怨太深,难怪会落到这样的地步,这也应了我给他写的几句中国老话。
“小鬼子”走了,我每天三小时的工作变得十分轻松。不见了他的身影,我却时时在想着他,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还要感谢他,是他逼我在短短的时间里熟悉了那份工作,是他让我在忍耐与煎熬中变得更加坚强,同时也是他使我对“忍耐与斗争”这个我常常思考的的话题,从实践中找了一个答案。
“胖”是啥玩意儿?我读日文感觉那面包的发音似乎就是一个中文“胖”音。我在日本的九个月里,与面包打了八个月的交道,在这八个月里,除每周一我要去久留米大学上课外,每天上午8-11时要在一家名叫“大荣”的商场摆放面包。说起来,这份工作我得之不易,干之更不易。
福冈最繁华的地带称为“天神”,这地方有家最大的商场就是“大荣”。该商场1至8层经营家用电器、服装、化妆品及其各式各样的东西。而偌大的地下商场则经营各类生熟食品,每天顾客很多,买卖十分红火。那地下食品城专有一块卖面包的地方,有三四家大面包厂为其送货,其中一家就是日本赫赫有名的山崎制“胖”厂,该厂负责在福冈等地销售的经理叫福田。
我朋友不知如何先是联系到了福田,领我去面试了一下。福田起初误以为是我那位当时已在日本生活了六年的朋友要去做那差事,满心欢喜地答应。可当我这个只会说几句简单日语的中国人站在他面前时,他虽然也有点犹豫,可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或许是见我长得高大壮实,满身力气的样子,也就许可了,并承诺一小时给一千日元,外加交通费。在那个时候,可能除了在“思纳窟”的小姐外,这是室内打工的最高工资了吧?朋友说他在日本那么多年,也没有拿过这样高的工资,说我一来就遇到这样的好事。我笑道:吉人自有天助嘛!
面包厂那个小头头福田,人很是不错,答应下来后,还驱车带我们到离市内很远的面包厂参观了一下,又请我们吃午饭。之后陪我去体检,并自掏腰包领我们去一家博物馆看了所谓的日本国宝——一一尊铜佛像。
山崎厂的司机,每天早晨八点前将该厂的面包拉送到“大荣”商场一楼前,我必须在那时到场。我与司机先是将几十箱面包搬到一楼检品大厅后,司机就要开车回去。商场有专门看单子的人开始与我接触,他念单子上面的面包名称,我必须立马用日语准确无误地回答这种面包的数量,全都答上、与单子的数量相等后,我就再搬到地下商场去,分门别类地摆到相应的货架子上。最开始的几天,福田知我日语不行,特地让他们工厂送货的司机晚走一会,帮我一下。我则利用这机会认真学认真记,还将各式各样的面包拍成照片,反复读其日文名称、仔细观察其色泽与形状。总之,我为了做好这份事情,是全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地认识每一个“胖”。半月后,司机对我撒手不管,我也认为可以独挡一面地做好工作。可是没想到的是,还有一个更大的“拦路虎”正在等着我呢!
二
且说大荣商场地下一楼检品大厅有位二十四五岁的日本青年,叫什么名字我至今也不清楚。这家伙怪兮兮的,从神情上看就不是正常人,一条很粗的假金项链有意地挂在圆领汗衫外面。就是他每天念面包的名称,我每天要向他报数。从当时那个具体的情形看,他也算是我的“顶头上司”了。当山崎面包厂那位好心的司机不再管我之后,我要独立担当那份任务了,这个怪家伙就似乎格外兴奋,他感觉调理我的时机终于到了。每天早晨上班,看到我先是神秘的鬼笑,又不时地眨眨鬼眼,然后倚在那带轮子的铁桌上,迅速地念出一个面包的名字,我猝不及防,根本听不清楚,只好请他再念一遍,可他却将头转向别处,一副不理不睬的神态。我不能影响工作进程,必须在商场开门前将面包摆放好呀,急得满头大汗,翻遍箱子里的每一种面包送到他眼前,他总是摇头,不肯在单子上签字,后来多亏在商场里打工的一位日本老太太帮我解围。
在此后的一周里,商场几位好心的日本人与一位来自台湾留学生知我处境困难,不时过来帮我一下。我也利用这时机,再次去努力识别一下那些“胖”的日语发音与名称。有一天,我提前一刻钟到了岗,在大厅里见到了那“小鬼子”,我上前友好地说了句“饿哈腰”,另一句“高扎以麻司”尚未说完,就见他转头而去。检测面包时,他一连念了五个,我用日语准确报上数来。他顿时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鬼眼珠子转了转,停了一会,装出咳嗽的样子,掏出手绢捂着嘴,一边捂嘴咳嗽,一边念面包的名称。这种发音早已变了腔调,我全神贯注地听,一个也没听清。我知道,这“小鬼子”又在给我出难题了。我弯腰翻箱找了半小时也未找到他含糊不清吐出单词的那个面包,我强抑内心怒火,刻意与之周旋,汗水浸透了衣裳,内心的痛楚难以言说,大脑中反复闪出要快点收拾回国,不再去遭这个“洋罪”的强烈念头。后来总算过了关,急忙将几十箱面包搬到地下商场,尚未摆到架子上,客人就进来了,这让我很是狼狈。
我回去说于朋友听,朋友第二天打电话告诉了山崎面包厂的福田,可那位对我很是不错的福田先生无奈地说:“我们也知道那家伙太嚣张,可没办法,我们管不了他,只好慢慢忍耐了。”忍耐,忍耐,是的,我不能就这样执气不干了,也不能因此而就这样回国,这点折腾算什么?难道就不能打起精神与之斗争到底吗?一方面当然要忍耐,但是也不能完全被动忍耐下去,一切都可以转化的,就看时机了。
三
次日,朋友来到商场亲自找到了那个“小鬼子”谈了话,要他多关照我、别存心欺负人。朋友找他谈话之后,他不但没有变化,反倒变本加厉地想出各种歪招来整治我,有一次,几个箱内的面包只自剩下七八种未检完,他念一种,我拿一个,他大摇其头,我心想肯定在里面,只好耐着性子再拿一次。这次他没有再吭声,默认是正确的,盖章签字。我的火气噌地上来了,左手抓着面包,右手指问他:“刚才我拿这个面包时,你为什么说不是这种?你成心捣蛋是不?你这个王八蛋!”当然我说是的中文,他听不懂,但见我怒目圆睁,知道我是发了脾气的。第二天早晨,我走进大厅,见那“小鬼子”独自在场,我没有再说什么“饿哈腰”之类的话,而是哼唱着《大刀进行曲》。心想:看看今天他还玩什么把戏?
山崎面包厂送到商场的面包,一般分两次:头天晚上送的叫一次检品,第二早晨送的叫二次检品,各有各的单子,不能混淆,在那“小鬼子”忙于别事时,我开始预先翻看各种面包,发现有两小块面包被压在一大箱面包的下面,稍不注意很难看到,心里还责怪面包厂的人放置错误。我把那两块小面包悄悄拿出来,放到另一个空间较大的箱内。可半小时后,那家伙念那种面包时,我怎么也找不出来。抬头见他正用怪怪的眼神看着我,嘴角裂开,露出得意的笑。我找不到那种面包,他就让我在单子上签字,然后在面包的名称与数目栏内打叉,意谓面包厂没有送来此种面包。检第二箱面包时,我猛然发现那两小块面包竟在这批箱子中间夹着。此时我明白又是他在搞鬼,是他在我来前先将那两块面包放在大面包底下,发现我拿到显眼处,又瞅我不备将其取出放到二次检品箱内。我被他折腾的怒火冲天,拿着那小块面包直奔其眼前,当着在场的很多日本人,用中国话大声骂道:“你这个小鬼子,到底想干什么?我日你八辈祖宗……”。以后的几天里,“小鬼子”又变着花样来对付我,比如念面包名称时,只念前面或后面几个字母、在我推着面包进电梯刚关上门后,他在外面又按开关,使电梯难以行进。有时在我弯腰查找面包时,他故意用小铁桌来撞我……我反复观察分析,感到他是一个心地非常阴险而阴暗的家伙,若早生五十年,到了中国,那个可恶的东西,双手肯定会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他从骨子里瞧不起中国人,千方百计想把我挤走,挤不走,也不想让我在这里舒服地干下去。
四
1998年署假里,朋友一家回国探亲,我因来日本时间短,认识的人不多,自己的语言又不行,怎么才能继续在那儿干下去呢?我决定先用“书面形式”给“小鬼子”一个警告,就在一张纸上写道:“看你长得也还像个人样,可为什么就不办一点人事呢?你别以为我不懂日语,就不知你的种种伎俩。为了日本人的形象,为了这个商场的形象,也为了你今后的生存与发展,我劝你还是好自为之吧!最后送你几句中国老话:善有养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自然会报。请你找个懂中文的人翻译给你听,望你三思!”
上班时我把“警告书”给了那家伙,他用邪恶的目光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了那纸条,揣在衣服里。我不知“小鬼子”是否找人翻译出,反正次日见我后态度更加恶劣,竟朝我吐唾沫、甩鼻涕。在我弯腰查找面包时,又将盖印用的红印水盖在我白色的衬衣的后背与肩上。
到了这时,我觉得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我必须采取点行动。我一度思考着用武力去对付他,虽然他比我年轻,可我的训练有素的身体让我自信用拳脚收拾他是没有问题的。然而,转念又想,这毕竟是在日本,我初来乍到,言语不通,若是打了他,我纵有万条理由,到时也说不清,日本的警察也会来找我的麻烦的,看来此路是行不通的。我动脑筋想办法,想到了1846年魏源写《海国图志》中的一句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何不用“以日治日”之策略?正好,我朋友的朋友刘君来看我。刘君在日“抗战八年”,日语纯熟,又侠肝义胆。听我讲了那件事和我想法后,他当即抓起电话告诉了面包厂与商场的头头们,让他们尽快处理,并说若不处理,就报道出来。接着我穿着那件留有三处红色印记的衣服上班,通过一位翻译找到了商场的头儿。我告诉他们,我是新闻记者,我来此打工,其他所有的日本人对我都非常友好,从多方面帮助我,让我很感动。但你们商场竟有这样一个无赖,这让我非常遗憾,这有损你们的形象,你们若是置之不理,我将把商场的名字点出来,写成报道,在日本和中国的媒体上发表,同时也请日本新闻界的朋友前来采访……商场的头儿听我这么一说,有点紧张,详细询问了事情的经过,还做了记录,一个劲地向我陪礼道歉,还要赔我衣服。我说衣服不必赔了,问题一定要处理好。他们表示定要严肃处理,望我不要把事情捅出去。
五
隔了一天,商场的头头给我打电话,我说不清,转告他刘先生的电话号码。不一会,刘君来电话告我,商场决定将那捉弄我的那家伙开除。这消息让我大吃一惊,我原想商场顶多会将他批评教育一顿,或将他的工作岗位换一下,没想到“大荣”商场的领导动了真格儿的了。后据了解,那“小鬼子”在商场工作了好几年,还是检品大厅的小头目,下管好几个人。他恐怕做梦也没想到,与我这个不会日语的中国人打了几天交道,结果把自己的饭碗打碎了。想挤走别人的人,自己反倒先走了。
第二天早晨上班,在大厅里果然没有看到他,接替他的是一个很和善的日本年轻人。几十箱面包我顺利检完,心中好不轻松,仿佛一大块石头从心头搬走。到了地下商场,原在一起打工的日本男男女女们全都惊讶地看着我,似乎我是天外来客。然后,一个个又来热情与我打招呼,显然他们已知道了我与“小鬼子”之间的事情。后来听说,在我来之前,有位日本人干我这个差事,结果不到三周就被那混蛋气跑了。原来这家伙积怨太深,难怪会落到这样的地步,这也应了我给他写的几句中国老话。
“小鬼子”走了,我每天三小时的工作变得十分轻松。不见了他的身影,我却时时在想着他,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还要感谢他,是他逼我在短短的时间里熟悉了那份工作,是他让我在忍耐与煎熬中变得更加坚强,同时也是他使我对“忍耐与斗争”这个我常常思考的的话题,从实践中找了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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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发表于 2011-03-30 23:31:52
日本人就是这么贱,只有你比他强,他才服你,美国不就是例子吗?当对手比自己厉害时,日本人知道这是命,要么忍受下去,要么自杀。。。 - 10
游客 发表于 2011-03-30 20:16:01
关键要中国自己富强,如果在中国打工比在日本打工收入高,何必到日本去受那个吊气。可能我有点民族主义情绪。但我就是个中国人啊,在日本这次强地震中,中国向日本提供了那么多的支援,倒使得日本鬼子公开焚烧中国国旗,可忍乎?不可忍也。 - 9
游客 发表于 2011-03-30 20: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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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发表于 2011-03-30 2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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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发表于 2011-03-30 2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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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发表于 2011-03-30 20: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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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发表于 2011-03-30 20: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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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发表于 2011-03-30 20: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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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发表于 2011-03-30 20: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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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发表于 2011-03-30 20: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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