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儿女》王成原型因被俘埋名数十年 3

洪炉将其中一些材料复印后带到了蒋庆泉面前。看到这些当年亲笔写下的字句，蒋庆泉用双手扣住头，半响不语。
洪炉记得，他颤抖着肩膀，噙着浑浊的眼泪对自己说：“我是俘虏，但我不是叛徒啊！”
对蒋庆泉来说，那段战俘营中的经历像刀子。
被俘后，因为重伤，他被送到汉城的后方医院，一位美国医生对他进行了治疗。一天，一个瘦高个儿的中国翻译陪着一个大肚子的美国传教士来到病床前。
翻译告诉蒋庆泉：“出于怜悯，出于对你的爱，出于联合国军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你三条路，第一条去日本，送你去学习；第二条上台湾；第三条你回大陆。”
蒋庆泉当即选了回大陆，翻译提醒他：“共产党对俘虏是最痛恨的，比恨我们还邪乎。”
“就是剐了我，我也得回家！”蒋庆泉记得，他当时这样回应对方。
和其他坚持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一样，他随即也遭到了对方要在他胳膊上刺下“反苏反共”以强行令其就范的威胁。
“要想刺可以，取刀去，这两臂你砍去，你随便刺。你这是断了我回家的归路，要硬给我刺，我宁可把舌头咬断了！”回忆到这里时，老汉挺直了腰板。
字最终没有刺成，他随即被剥夺了所有优待条件，送往釜山战俘营。在战俘营中，他用发来的药向韩国伙夫换来铅笔头，在纸上写下“我要回家”，还组织战俘营的志愿军们一起唱歌，唱《团结就是力量》。
1953年8月的一天，蒋庆泉和部分坚持回国的战友，突然被带出战俘营，押上了一艘登陆舰，被关进了铁笼。他们一度以为自己要被处决。
实际上，朝鲜战争已经宣告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蒋庆泉回忆，在交换战俘的现场，大伙“炸了锅一样地哭”，祖国的同志过来了，递给每个战士一盒大中华烟。他把上身的囚衣和鞋子都脱下来，狠狠地扔到了地上。
他觉得，回国了，要把所有耻辱的印记都扔掉。然而他最终发现，有些印记是永远扔不掉的。
如今蒋庆泉的桌子上，常年摆放的一本书叫《荣辱悲歌——一名志愿军女俘的坎坷人生》。

让我重活一回人

洪炉决定帮助蒋庆泉解开心结。
他曾经和几个志愿军老兵去过一次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现在城市的中轴线上，林肯纪念碑的西侧立着韩战的纪念碑，东侧则是越战的纪念碑，纪念碑上面刻有所有战死士兵的名字。这让他感动不已，“对于失败的纪念，是对战士生命价值的尊重”。
“战或许是错，但败不是错。战争或许有错，但战士没有错。”洪炉说。
离开蒋家半个月后，洪炉和山旭把蒋庆泉请到了北京。这是蒋庆泉第一次参加志愿军老兵的纪念聚会。
在那次聚会上，有这样一幕场景令洪炉感动不已。当主持人在台上讲出蒋庆泉的故事时，台下坐着一位志愿军某兵团的老政治部主任。这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执意要起身上台，身旁的两位助手阻拦，结果90多岁的老将军说：“就是死，我也要上去。”
吃过两片药后，老将军被搀扶上台。他颤颤巍巍地握住蒋庆泉的手，然后把自己胸前印有“和平万岁”的纪念章摘下来，交到了蒋庆泉手中。

“你是真的英雄！”老将军说。
“谢谢首长！”蒋庆泉敬了个军礼大声说道。
“这一天不晚呐，不晚。”每当提起这一幕，蒋庆泉的声音便开始颤抖，“让我重活一回人，真正在人前当个实实在在光明磊落的人。”
从2010年开始，由于洪炉和陆洪坤这两位当年的亲历者站出来为蒋庆泉“王成般的英雄事迹”作证，多家媒体都跟踪报道了此事。慰问电话纷纷从全国各地打来，最远的甚至包括旅美的华侨。
但蒋庆泉的生活依然平静，他仍然要和老伴儿推着三轮车上集卖鞋垫，仍然抽着1块钱一包的大丰收牌香烟，仍然要照料院外种下的小葱和韭菜。
不过子女们说，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父亲身上悄悄地发生。
他管小孙女要来了破旧的新华字典，闲了便写上几首关于那场战争的“对仗句儿”。不到一年的时间，稿纸便堆起了半米多高。他还常常念叨起一个美国大兵，那是在一次近身肉搏战中被他打跑的对手，他会指着自己肚子上的伤疤笑着对老伴儿念叨：“这就是他留下的呀，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洪炉曾跟蒋庆泉讲起过关于美国州长的故事。
他告诉蒋庆泉，奥卡拉汉州长在看过《英雄儿女》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进而觉得，双方的立场和价值观不同，“那个中国兵只是坚持了他的价值观”。
后来，奥卡拉汉一家都成了促进中美友好的积极人士。他也一直在筹划，想以自己的经历拍摄一部美国版的《英雄儿女》。前几年奥卡拉汉因病辞世，去世的时候还特意交待家人，一定要完成这部影片。
最新的消息是，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将在联合国大厦前开拍，那里有一座给枪管打上结的反战雕塑。筹备组的工作人员专门托洪炉转告蒋庆泉，“这将是一部为了历史和人性而拍摄的反战电影”。
“好事，这当然是好事。”提起这件事，蒋庆泉朗声笑起来，“我还想去给那个州长扫扫墓，替于树昌，也替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