胁制鲁迅的四位日本人
孔祥新
胁制方法大体有两种，一是威胁，二是利诱。现代社会，若利诱成功，则一般不用赤裸裸地威胁。胁制荼毒的是人类自我权衡智能抉择。胁制不属于人类文明，但属于权谋。毛泽东是中国现代胁制大师，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终于成就始皇梦想。
据鲁迅日记记载，其先后看过的日本医生有山本忠孝、池田由友、久米治彦、高山章三、菅又吉、顿宫宽、冈本繁、吉田笃二、秋田康世、松井胜冬、坪井芳治（周海婴的专职医生）、最后一位是须藤五百三，此人曾是军医，是当时在上海的“日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会的副会长，这个“日本在乡军人会”与黑龙会一个性质，是不穿军服的日本军人。鲁迅生活的北京上海，那时已中医西医并存，看中医看西医那是病人的自我权衡抉择。若看西医者都发宣言抨击中医，那是真正的思想疾病——歇斯底里的偏执狂人。从未听说学西医者誓与中医势不两立，也只有鲁迅这样的准狂人能够做得出，鲁迅不出名，中国人民坚决不答应。
日本人胁制鲁迅，从人选到方法非常成功。所以，在日本全面侵华、中国主权高于一切的关键时刻，鲁迅的匕首和投枪，集中指向捍卫主权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
鲁迅从日本回国后，胁制鲁迅的主要有四位日本人。
第一位：羽太信子
成见之说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成见：鲁迅看不贯羽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害得他没钱买烟。羽太信子想独霸家政，羽太信子污蔑鲁迅，兄弟反目。
此种成见为鲁迅自道，情妇许广平作证，儿子海婴支持此说，是49年后大陆政权的钦定。
此种成见绝无成立的理由。鲁迅的月收入有三百元，周作人的也有此数。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周家兄弟的年薪达1000000元之多。这不包括两人写作的稿费，和同时在七八个大学任教的讲课费。可作比较的是，当时一个低层北京市民的保障收入是每月两元钱，一个交警月收入四元钱。鲁迅竟然说信子大手大脚，害得他没钱买烟。 鲁迅曾经在北京一个人过了六七年。长年包一台铁皮车供其上下班。教育部有食堂，鲁迅嫌伙食差，与单身同僚一起到大饭店包餐吃。有点毛病就要上医院，进得全是昂贵的日本医院和法国医院、德国医院，本国的医院从不踏足。鲁迅反过来却指责信子看病找日本医生。之后与许广平在上海生活时，是上海大剧院的长客，逢有外国电影必定捧场，还经常坐轿车绕上海市兜风。他的生活态度是“挣钱有方，花钱无度”。
第二种成见：羽太信子向周作人诉说，鲁迅偷看她洗澡，兄弟反目。
在日本仙台学医时，鲁迅曾经很兴奋的给老友许寿棠写信说：“同学阳狂，或登高而窥裸女。”日本有男女同浴的风俗，一个大池子只是中间隔了块矮板。只要略微登高点就能尽览春光了，鲁迅信中说的就是这事。一起去日本留学的郁达夫，也在其作品《沉沦》中，详细地描写过偷窥女孩子洗澡，偷听男女野合，勾引下女。偷看女人洗澡是留日学生的共同爱好，鲁迅也概莫例外，因为他是个正常的男人。鲁迅泡日本下女的事，还让
这种成见完全低估了高级知识分子周作人的智商。而且，就是偷窥也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过错。当年郁达夫公开偷窥的事，被人攻击时，周作人曾挺身而出写过一篇《〈沉沦〉论》为其辩护，在同样留学过日本的周作人眼中，偷窥完全算不得一回事。尽管偷窥对象不同了，但这也不足以引来周作人对鲁迅的终身恨意。甚至在鲁迅病故前后，都拒绝探视，拒绝奔丧。
第三种成见：鲁迅偷听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房事，被其识破。
这种成见，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不值得一嘘。
竟有人考证，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住所环境，绝无偷听的可能。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的学术论文，更是笑话中的笑料。
第四种成见：羽太信子为彻底摆脱与鲁迅的情人关系，向丈夫道出实情，兄弟反目。
其证据：从1912年至1918年，鲁迅给羽太信子写信42封，收羽太信子信35封。另据鲁迅日记记载：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后，除每月给绍兴家里寄生活费外，还每月到日本银行给日本东京的羽太信子的父母和弟妹寄钱，除固定的生活费，还负担羽太信子三妹福子的学费。直到1925年，鲁迅与周作人绝交两年后，羽太重久还给鲁迅写信说：“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谢。对你长年以来的深情厚意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很奇怪，为什么鲁迅要给信子娘家寄钱？而且是单独寄钱，并没直接把钱交给二弟周作人，以周作人名义寄钱不是更名正言顺吗？
信子即为鲁迅在日本所泡的下女，而且被信子套牢，因其本人有婚约在身，只得承诺为信子娘家负责，并主动介绍二弟作人与信子相识，让二弟“接春”。到八道湾后，信子近在眼前，相处日久，鲁迅旧情复燃，进而让信子一人侍二夫。更有好事之人据此解释，“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字取其母鲁瑞的姓，而“迅”（xùn）与“信”（xìn）在南方是谐音字，系指羽太信子，所以“鲁迅”这个笔名反映了鲁迅内心深处母爱与性爱的冲突。
鲁迅在日本期间与羽太信子有染很有可能，但在北京期间，鲁迅与羽太信子再有苟且之事，绝无可能。这是社会大环境和家庭的小环境以及鲁迅的教育部官员和大学教师身份所决定。兄弟反目前，鲁迅最关爱的就是周作人。周作人在日期间，主要和鲁迅生活在一起，即使鲁迅与羽太信子有一腿，周作人应该知道。
第五种非成见：孔祥新认为，胁制周作人和鲁迅，为日本的全面侵华提供文化服务，是羽太信子的特殊任务。
日本人若有意策反周家兄弟，羽太信子是最佳人选。
鲁迅1904年仙台弃医后，1909年回国，在日滞留5年，除流浪生存外，译过几篇外国作品，但终不能以此为生。
1915年，趁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逼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这条约等同于卖国，袁世凯老奸巨滑深知其中利害，责任不想一个人担，于是让政府公务员集体签名同意，不签名的就要辞职走人，鲁迅毅然签下了大名。多年后鲁迅的论战对手陈源（陈西滢），对此不无嘲讽的说：“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鲁迅说“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 表面的狂放，掩盖不了内心的颓废。不到四十，鲁迅就自称“老头子”，以“枯坐终日，极无聊赖”来消磨时光，自己曾写道： “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1918年，同在日本留学的老友钱玄同，跑来看望鲁迅，此时钱玄同还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见鲁迅闲极无聊地钞古碑贴，于是力劝鲁迅为杂志投稿，以解苦闷。鲁迅答应了，不过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而不是出于十几年前，就定下的要拯救国民精神的豪情。
1918年4月，发表小说《狂人日记》。鲁迅的《狂人日记》，直接翻译苏联作家果戈里的小说《狂人日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正宗的翻译之作，绝非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中国人创作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时，白话已不是什么新鲜东西，看看鲁迅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应该知道。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时，若声明为翻译之作，鲁迅当无可厚非；否则就是赤裸裸地抄袭。鲁迅开留学生抄袭作品之先河。
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激励鲁迅以中国元素加骂人艺术，使其一举成名。历史和常识告诉人们，越是被压抑的种族，越是喜爱骂人艺术；越是被压抑的个体，越能创造骂人艺术。
关于羽太信子，周作人在自己的各种文字中，只提到过一些生活细节。至于怎样与她相识相恋，竟终生没有言及。他一生写日记大致没有停过，本来从日记中应该可以找到很多详细记载，可偏偏从1906年到1911年这六年却没有日记保存。按周作人自己说，是这六年没有写日记。在他自己的《周作人自述》中，只有一句：
一九○九年娶于东京，有子一女二。
对他们的婚事，周边的知情者也从没有人提及具体情况。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就是在鲁迅等五人决定合租夏目漱石搬走后空出来的那座大房子的时候，通过房东或别的什么人介绍了刚刚20岁的羽太信子来这里做杂务。
我们能够证实的是，鲁迅的小弟周建人说：“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周作人）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郞舅、小姨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
周建人证实羽太信子有日本大使馆背景。
我们能够证实的是，羽太信子成功策反并胁制了自己的丈夫周作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国民政府派人督促周作人南撤，周作人找各种理由推辞。周作人选择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其后曾出任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1945年12月在北京以汉奸罪名被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
我们所能证实的是，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去取回自己的书和一些器具，根据鲁迅当天日记和在场目击者的讲述，他刚进西厢，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从屋里奔出，指着鲁迅破口大骂，言辞污秽，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立即打电话喊来几位亲友，夫妻俩一唱一和，当众痛骂鲁迅。骂到酣处，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接住拦开，才未击中；而忍无可忍的鲁迅也抓起一个陶瓦枕，掷向周作人。在众人拉架劝解下，鲁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东西离开。 在场惟一不懂日语的章廷谦后来很含糊地说：“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
我们所能证实的是，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是“昏”。从此鲁迅和周作人对其反目的原因三缄其口。鲁迅的一个“昏”字，是对“经济说”“偷窥说”“听房说”和“相好说”的彻底否决。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的《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信子。对昔日的女仆，鲁迅完艺术深奥，也这太搞笑了。
我们能够证实的是，羽太信子成功离间了鲁迅与周作人，使其彻底决绝。
从以上的证实我们可以权衡推知：羽太信子应直接策反过鲁迅，被鲁迅婉拒。于是，羽太信子在日本使馆的授意下，成功完成了离间周氏兄弟的完美计划。
受羽太信子胁制，而又授人以柄，鲁迅无计可施，其压抑感可想而知。
日本人策反鲁迅不成，而分化鲁迅是必然的；鲁迅与羽太信子决裂，以摆脱日本人的胁制是暂时的。
第二位：内山完造
鲁迅的上海十年，主要是受日本特务内山完造利诱而胁制的十年。双方心知肚明，你情我愿。所以，在日本全面侵华、中国主权高于一切的关键时刻，鲁迅的匕首和投枪，集束投向捍卫主权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从1927年鲁迅携许广平赴上海，到1936年鲁迅在上海去世，鲁迅完全堕落为日本特务内山完造的傀儡。
周锦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提到的“日本军阀对上海文坛的操纵”，倒令人深思：以军部的文化特务内山（内山完造）做主脑，用书店作为机关，先与清闲派文学拉上关系，再以古典藏书与文人学者来往，但这些对上海文坛影响不大。最恶劣的一件事，莫过于操纵鲁迅，二鲁迅到死也不知道被那个日本人利用了将近十年。（周锦：《中国新文学史》315－316，转引自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
鲁迅到上海不久，就知道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的身份。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直言不讳地道：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日本军占领上海的时候把中美图书公司等都交给内山完造经营管理——这叫接收敌产。日本人战败后，他是数十万日本在上海“侨民”选举产生的总头目，安排日本“侨民”回国等等行政事务。
鲁迅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是日寇觊觎已久，随时准备灭亡中华的时代，他都在干什么？在给国民政府添乱、跟日本人勾勾搭搭、给中国人民泄气。同时代的日本人在干什么？在宣扬自己的国民是神的子民、在宣扬天皇是神；德国人在干什么？在鼓励自己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人种、在论证自己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美国人在干什么？在宣扬自己上帝的孩子，是自由的火种。战场上鼓声是干什么的？是鼓舞振奋士气用的。鲁迅在战场上干什么？在说中国人是劣等种族、有劣根性、五千年的文化是吃人的、中国的医术是骗术、要以最大的恶意揣度中国人……
1932年日本军入侵上海——也就是凇沪抗战（也叫128事变），鲁迅挟全家老小躲到外国租界日本人内山完造的书店里，中国军民浴血抗日，上海文化各界都在声援抗日，宋庆龄亲自上街头鼓励中国将士，鲁迅在干什么？在外国租界“青莲阁邀妓来坐，与以一元”——（鲁迅日记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著，日本讲谈社1942年版《上海霖语》。
“只写文章，不愿教书。别人都在排挤我，我只好洁身引退。所以刚去北平，就有人散布谣言。谣言一直逼迫似的，将我送走。”
改造社1932年12月版《上海漫语》：
内山对鲁迅说，“你不要亲自来了，这几天你必须消声匿迹……”
鲁迅的绝笔，是逝世前一天致内山完造的日文手札，译为中文是：
老板几下：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很抱歉。拜托你给
鲁迅的唯一儿子周海婴回忆道，“母亲告诉我，我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母亲觉妥当时的环境很危险、很不安定，他们自己的生活还很没保障，将来可能还要颠沛流离，所以一直没要孩子。母亲在1929年生我的时候，已是高龄产妇，拖了很长时间没生下来，医生问父亲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父亲回答是大人，没想到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我生下来之后，父母就没带过我到北京……”
周海婴的文章证明，鲁迅心中的“孺子牛”显然不是自己的儿子。鲁迅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对中国劳苦大众的讥讽挖苦，“孺子牛”绝无可能指中国的劳苦大众。鲁迅心中的“孺子牛”若指向一个人，有且只有日本特务内山完造。
凡是研读过鲁迅的中国人皆知，鲁迅唯一的老朋友就是内山完造。
所以，鲁迅的遗嘱这样写：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但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允许给你的事物，不要当真的。(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无和他接近。
从鲁迅遗嘱中不难看出，日本特务为了牢牢控制鲁迅，是下了血本的，鲁迅果然没有辜服内山完造的期望，完全蜕变为大肆仇华破坏中华文明的狂徒。
1944年10月，郑介民“主张发布新闻，指出鲁迅曾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之津贴以破坏之。”(《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抗战胜利后，内山书店作为敌产被没收并被国民政府勒令离开中国。
内山完造利诱鲁迅，胁制鲁迅，使鲁迅心甘情愿地为日本文化侵华而服务，铁证如山。
第三位：山本初枝
日本侵华时曾向上海、满洲等地移民几十万，想以此控制中国。为了操控中国的文化精英，日本向中国特别派遣了文化特务，以中日文化交流为掩护。山本初枝就是日本军部派遣到中国的文化特务之一。1917年初，鲁迅收到一张来自日本的明信片，署名山本初枝。随后，山本初枝来到上海。经内山完造介绍，在内山书店，鲁迅见到了自称日本歌妓的山本初枝。从此，内山书店就成为鲁迅与山西初枝幽会的地点。1932年，山本回国，鲁迅与之通信100余封。
山本初枝（1898—1966），笔名幽兰，日本歌人，中国文学爱好者。曾写过一些不满日本军国主义和怀念鲁迅的短歌。1931年与鲁迅相识。鲁迅直言不讳地对山本初枝说：“孩子是个累赘，有了孩子就有许多麻烦。你以为如何？近来我几乎终年为孩子奔忙。但既已生下，就要抚育。换言之，这是报应，也就无怨言了。”！鲁迅常到内山书店，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与山本初枝倾谈，山本初枝就在书店后面。鲁迅给山本初枝写信，其数量在外国友人中仅次于增田涉。在信中，鲁迅无话不谈，内容涉及生活、写作、情感等方方面面，感情亲密，语言真切。山本初枝给鲁迅送过许多东西，如一些水果糖、有平糖、小孩子用的衣服、口琴、脚踏车、自己及家人照片等礼物。鲁迅对山本初枝的礼物，十分珍视。像《版艺术》这本书，鲁迅本来已有一本，后来，山本初枝又给先生送了一本，因为是山本初枝送的，先生正如富翁不赚钱多一样，将那本书珍藏了。相应地，鲁迅精心选择礼物回赠给对方，如精选写信用的笺纸，以使山本初枝能写和歌，留意给山本初枝的孩子正
在日本胁制鲁迅的阴谋中，多才多艺的山本初枝的作用，不是日本女仆羽太信子和日本书店老板所能取代的。
第四位：增田涉
1931年春，一位叫增田涉的日本文学青年应内山完造的请求来到上海。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主攻中国文学专业。经内山完造安排，与鲁迅见面，他说非常敬仰鲁迅，特别希望就《中国小说史略》向鲁迅求教。由于内山完造的介绍，鲁迅欣然同意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而这一讲竟然从春到夏，历时一百多天。后来增田涉回国后，翻译了日文《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因其请而为之专门作序。增田涉是鲁迅与之通信最多的日本人，其通信数量超过山本初枝。
山本初枝和增田涉不过是日本人通过日本高级特工内山完造胁制鲁迅的两个重要走卒。
鲁迅临死前非常暴力地说：“一个都不原谅！”其中应当包括成功胁制鲁迅的四位“日本特别临时工”——终生以特务为职业的，世界罕有。
鲁迅所处的时代，是满族整体降日，中国主权遭遇空前危机之时。鲁迅不争主权争政权，不争人权争私利，这样的“民族魂”，古今中外，鲁迅应是第一人。
1927年1月，鲁迅来到广州，中山大学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朱家骅上台致辞，称鲁迅是一位“战斗者”、“革命家”，学生们听了热烈鼓掌，鲁迅连忙起来声明否认，“绝非战士，更非革命家”。事后鲁迅与人解释时说，“这顶花冠弄不好将来是会被人要了性命的，他们如此待我，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看人看大节。
辛亥革命中鲁迅做了什么？
五四运动当天鲁迅干什么去了？
卢沟桥事变鲁迅呐喊了没有？
济南惨案鲁迅声讨过没有？
淞沪抗战鲁迅为抗战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每到中华民族生死攸关之际，鲁迅均做了缩头乌龟。
中国在几千年的文明里，一直实行的是君权。虽无民主，但有相对的思想自由。汉代的独尊儒家，是指政府治理国家采用儒家思想，至于文学艺术思想民间宗教信仰，只要不涉及皇室权威，一直是自由开放的。中国并不是只允许儒家思想存在，不管官员还是平民，诗词歌赋，老子庄子，佛教道教，中国的思想文学宗教信仰都是自由开放的，除了短暂的焚书坑儒的秦朝，文字狱的清朝外，中国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属于相对的自由世界（就象当年的香港台湾韩国等）。 中国是怎么失去自由的？中国失去思想文化宗教信仰自由，始于五四运动，始作俑者，正是被封为思想家革命家的五四旗手之一的鲁迅。 鲁迅从反传统开始，先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解读为吃人史，给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判了死刑，后进一步用阶级斗争为思想文化划阵线，凡与自己思想不符的一律被打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从主张人权的胡适、梁实秋到搞纯文学不粘政治的第三种人，只要不与自己在一个阵线的一律痛打，一个也不宽容。按鲁迅的说法：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是没有超阶级的作家的，生在阶级斗争的时代是不能离开阶级斗争而独立的，文艺思想不可能有超出阶级斗争的部分。鲁迅将阶级斗争引进思想文化领域，开了中国思想专制的先河，几十年后的毛泽东正是利用这种思想，搞出了旷古绝今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鲁迅，正是中国思想文化专制的鼻祖。
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导致希特勒对苏联的趁虚而入；鲁迅对中国文化的彻底诋荡，导致日本对中国的直接入侵。鲁迅受日本人胁制，用文艺为日本人侵华开路所起的作用，要抵的上日本侵华正规军的十个师团。
鲁迅的唯一伟大英明之处在于死得其所。若八年抗战中鲁迅不死，他也不会公开抗日；若解放战争不死，他也不会公然倒向共产党；若49后在大陆不死，
若把中国现代史上两位“改造国民性”的狂人——鲁迅和毛泽东放在同一时空里，二人唯有互掐，其邪恶本性原形毕露。
鲁迅的狂人个性，吃软不吃硬，极易被人利诱。
羽太信子、内山完造、山本初枝和增田涉——四位不太高明的日本人，成功胁制鲁迅心甘情愿地做了日本侵华的匕首和投枪，鲁迅自卑而疯狂的个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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