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决定道德血液

zt      制度决定道德血液


    想起写这个题目，是因为突然想起了那些80后的文革崇拜者。这些人没有经历过文革，既不是文革的受益人，也不是受害者，他们对文革心存种种美好臆想，完全是由于有人对他们进行了洗脑。这种洗脑是政治性的，但诉诸的主要是道德理想和追求。想想也是，现在的80后，生活在一个贪腐成风，贫赋悬殊的社会，他们有很多梦想和欲望，但大都生活拮据，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这时，虚构出来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官民平等、人人一身正气的道德君子国，就对他们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

　　中国人真正的道德资源非常匮乏，现在更是进入了道德危机期。根据供需定律，市场上某种物品越短缺，就越容易成为抢手货。有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开始兜售中国社会最稀缺的道德产品，并统统把它们贴上文革和毛时代的标签，俘获了一批80后。

　　对文革的意淫，也不是仅仅发生在中国的年轻人身上。想当年，文革如火如荼时，日本、法国等地也出现了红卫兵，狂热程度一点也亚于原装货。唯一的区别是，洋红卫兵没狂热多久，大部分人很快就清醒了，后来就后悔了，有些人到了中晚年，一回忆起自己那段经历，有皱纹的脸上就会发臊。不像我们这里，文革已过去三十几年了，当年的红卫兵、三种人、农村知情回忆起自己那段或受辱或施暴的人生，许多人仍就充满激情，洋洋得意。他们还不忘培养接班人，向80后灌输虚假的文革美好史。

　　这种差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认为跟制度有着最大的关系。制度——我这里主要指的是政治制度(体制)——就是环境，是能够最广泛、最直接、最深刻、最持久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的社会环境。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句话也可以改成这样：一个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所宣导的思想，就是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中国，文革虽已过去三十几年，但导致文革发生的制度因素并没有大的变化，与这种制度相契合的思想意识，包括道德观念，也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所以，文革那一套在我们这里仍有市场，也就不足为奇。反观欧洲日本，文革与那里的基本制度所宣导的政治文化，那里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道德理念都格格不入，文革意识不可能主流化，因而有人一时迷上了这一套，终究比较边缘，他们自己也较容易戒毒。

　　迄今为止，人类发明的各种政治制度，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制度的哲学基础是，人们设立游戏规则，建立政治制度的唯一出发点，就是要限制权力。这种制度背后折射的是这一文化共识：人一来到世上，就是贪嗔痴的、欲望无度的、有原罪的。由于存在这一前提，人一旦大权在握，权力又不受制约，这些权力就必定会被滥用，掌握这种权力的人，也会成为最大的害群之马，给他人和社会带来无穷祸患。另一类制度则认为，人性有善也有恶，并且两种人性分布在不同的人身上，人也在道德上分为两类：好人与坏人，善人与恶人。至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要看此人属于哪个阶级，或者信奉什么意识形态，信奉何种宗教与价值观。一种好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好人掌权的制度。

　　可以想象，按照后一种政治逻辑，会发展出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来。在这种文化中，人们根本就不可能关心如何限制权力，一门心思考虑的就是一件事：由谁来掌权?如果是坏人掌权，就要革命造反;若是好人掌权，就得无限忠于坚决支持。现在中国的文革迷们，就是根据这套逻辑观察社会的。他们认为。如今的中国已经部分变质，变质的原因是由于很多权力被坏人把持了。他们心目中的坏人，包括贪污腐败者，也包括“修正主义”者，即主张中国开放改革，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掌权人，因为他们认定，腐败与权力垄断无关，这些现象是学习西方、搞市场经济的结果。


     问题在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的确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因而，在一种权力不受制约的制度下，中国左派的所谓好人掌权的社会，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谎言。左派们的革命理想是什么?就是把好人送上台，把坏人赶下台。可在权力不受制衡的情况下，把好人送上台这件事，不就是让好人变坏人的开始吗?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循环的。新兴朝代伊始，政治清廉，官员们大都积极向上，能克己奉公，但接着就变了味，腐败越演越烈，贫赋悬殊越来越大，官民矛盾越来越严重，直到一批新人举着好人的牌子再次登台，再开始好人变坏人的过程。

　　鲁迅迅先生说：官僚并不是特殊的人种，他们都是由平民变过来的。同样，腐败分子也不是天生的坏人，是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给了他们堕落的舞台。文革迷痛恨的贪腐者，他们当初不也是喊着文革式的道德高调掌权的吗?可这样一些简单的道理，有些人就是想不明白，也不愿意朝这个方向想，原因就在于他们在权力通吃的制度中生活得太久了，已经习惯了权力通吃。在这件事儿上，他们与那些权力舞台上的对头们没有区别，惦记的始终是权力的获得，而不是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

　　如果一种权力通吃的制度，只是批量制造道德堕落的官员，那就谢天谢地了。这种制度最大的弊端，是导致整个社会道德的虚假化，以及人性的普遍流氓化。首先是随心所欲的权力导致官员的大面积堕落，可堕落的权力者握有话语权，他们散布的思想，又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说一套做一套，，把道德说教当成遮羞布，这种彻底掏空道德基石的行为模式，必定会为大众模仿，使道德泡沫化成为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现象。其次，在权力决定权力的社会，人们的眼睛不必向下，不必关心弱势，培植善心，讲究人格，只需千方百计迎合上方，便仕途商道畅通，或文名学业得手。这样一来，一种道德人品的逆淘汰机制，就自然地形成了。

　　在权力通吃的社会，不存在好人掌权这回事儿，社会也会出现流氓化的趋势，这个道理，是不是所有左派和文革迷都不明白呢?也不是这样。至少，他们的领袖人物，他们当中的那些精英，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明白却装糊涂，是因为他们已把这个社会吃透，也把这种社会文化黑厚的一面，摸得清清楚楚。他们之所热衷于把人分类，分成革命不革命的，进步与反动的，好的与坏的，是因为他们明白，一旦自己认可了这种政治逻辑，自己就自然属于革命的、进步的、好人之列了。如果自己积极宣传鼓吹这种理论，还有可能在这个好人阵营中充当领军人物，师爷，精神领袖。这样一来，在将来的好人替代坏人的造反活动中，自己就能分到一大杯权力之羹。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文革极左派阵营中，那些精英们并不傻。相反，他们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中一群特精明的家伙。因为精明，他们才会装疯荬傻，颠覆常识，语不惊人誓不休，不骇世惊俗不收手。基于这一事实，我认为，与他们商榷什么理论问题纯属浪费时间。我们倒是有必要花点耐心，对文革迷中的底层社会的人们多说说道理。这些人被权力作弄、剥夺、压榨得最厉害，关键时候又总会跑出来，充当权力者的垫脚石和炮灰，几千年来都如此。

何の写真？

日本明治维新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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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许多人都认为日本当年的明治维新很成功。我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也许从一个不太长的历史阶段来看，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成功的，或者说从表面上看是成功的。但是，如果从更长的历史阶段上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仅不成功，而且是极其失败的。
因为正是明治维新所取得的表面成功，使得日本在当年拥有了迅速膨胀的综合国力，于是到处寻求扩张，发动战争，想要掌控亚洲，作黄种人的领导者，进而称霸全球，并成为引发世界大战的祸源国之一。然而，最后却招致惨败，还结结实实地挨了两颗原子弹，成了全世界唯一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差一点就亡种亡国，若再不赶快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国就面临被完全摧毁的结局。
日本在大约半个多世纪里，就经历了从骄横到惨败。当年许多日本国民的心情一定是极其绝望或极其麻木的，其他国家的民众未曾亲历是很难深刻加以感受和描述的。至今日本的北方四岛俄罗斯也未归还，国内仍驻扎着美国军队，自己并不能实现国家完全的独立自主。反过来说，如果日本不能深切反省，真正有所改变，将来还仍有可能对世界具有威胁性，恐怕美军也不能离开。
而所有这一切的造成，差不多都可以归结到当年那场貌似成功的明治维新。正是那场维新导致了日本国一时的强盛，于是日本全民族都开始狂妄自大，以为大和民族不可一世，到处耀武扬威，不断向周边国家发动战争，最终走上了彻底失败的道路。日本的国民也应承担责任。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几乎就没有消停过，不是在准备战争就是在战争。如果以 1890 年（明治 23 年） 11 月 29 日 施行《明治宪法》或曰《帝国宪法》为明治维新最终完成算起， 4 年后的 1894 年 7 月，日本就发动了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 1904 年又爆发日俄战争； 1931 年 9 月 18 日 ，日本以武力侵占我国东北； 1937 年 7 月 7 日 ，全面侵华； 1941 年 12 月 7 日 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直到 1945 年完全战败。
明治维新的一时成功，就好似给日本服用了兴奋剂，药性终归会过去，之后则是更加的疲惫不堪。如果从国民幸福的角度观察，即使在日本处于所谓的成功时期，也并没有给日本国民带来真正的福祉，常年的对外战争准备和战争，除了给日本国民带来极度的精神亢奋之外，更多的其实只是悲伤痛苦和异常艰辛的日常生活。

二、
所以，日本的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一个浅薄的，犯了方向性错误的，未脱离社会封建传统的，不完全的社会改革。其中最大的问题和隐患就是明治维新极度强化了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崇拜，并导致了天皇的高度集权，使得日本政治比历史上更加专权，把教权 ( 神道教 ) 、皇权和政权三权合而为一（即大三权），都高度统合在日本天皇的身上。这就为日本后来走向灾难留下了祸根。
现代国家的社会都是教权、皇权和政权相分离的。我们姑且将其称为大三权分立，以区别于社会政治领域中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相分离的小三权分立。这里顺便提一句，有的学者常把教权说成是神权，这是不准确的，世界各种宗教的领袖，其实都并不能代表神或以神自居，有的宗教根本就与神无关，宗教领袖们作为人，他们所能够行使的最多也只能是教权。
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在社会治理体制上实际是退化了。 12 世纪末，自幕府出现后，日本的天皇实际上并不能够太多干预社会政治，政权更多是由幕府掌管。这对天皇体制其实是有好处的。如果幕府在政治上出了问题，与天皇可以无关，日本社会换掉幕府就是了，民众不会怪罪天皇，所以作为国民崇拜对象的天皇可以长期存在下去。
在无意之中，日本社会的这种社会治理体制倒具有了某种先进性，即在社会的大三权中，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有教权和皇权是合一的，但政权却是相对独立出去的。这就为天皇似乎永远英明提供了很大空间，也为社会的相对稳定提供了国民崇拜的基础。日本天皇自出现以来号称 2660 多年不倒，这正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有书籍记载天皇制是世界历史上最长的君主制度，于公元前 660 年就设立了。天皇被日本民族奉为神之子孙。天皇主权出典于天孙降临的神话。天皇的权力由神所赐予，万世一系即与天地共存。日本人甚至认为“他是昊天在地上的肉身代表”（《武士道》【日本。新渡户稻造，1905年第十版。】商务新书馆《日本丛书》2006年，北京，第19页13行。）。这几乎类似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远高过一般意义上的“君权神授”。因此，天皇被崇拜他的日本国民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二战日本惨败，天皇的神话也被美军击碎，一些日本人对美国油然起敬。然而由于日本在战后继续保留了天皇体制，在社会普遍缺乏正确崇拜对象的日本，许多人也继续保留了对天皇和神道教的崇拜。所以日本社会的主流崇拜如今仍然是存在很大问题的，这对日本政治甚至国际政治都有很大不良影响。

三、
现代的社会结构应当是，教权、皇权和政权相分离的。有的社会没有皇帝或者被推翻了，皇权也就省了，美国和中国就是如此。但是任何社会都无法省略教权，人类社会必有崇拜，这是由人类特有的崇拜特征所决定的。皇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封建时代的历史遗留，现代社会是可以不需要的，他的存在也不会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好处。皇族必然大量耗费社会资源，高高在上，成为社会的特殊成员。如果不是历史的遗留，如今谁有资格来扮演这个角色呢？当年袁世凯想做皇帝，结果落得个千古骂名，人也给气死了。
现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政教分离，这可以有效防止政治独裁和官场腐败。在日本传统的社会治理结构中，有些时候，多少有那么一些暗合了这一原理，日本天皇在历史上常常并不掌有实权，后来导致明治维新发生的 尊王攘夷运动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其实质只是尊王。而日本社会之所以能够发动倒幕尊王运动，并取得最后胜利，也更因为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普遍崇拜。但这是错误的崇拜，错误的崇拜使社会迷失正确的方向，也使所谓的维新运动最终归于不成功 。

所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建立起来的天皇高度集权的体制，封建集权特征反而更加突出，而绝非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现代的君主立宪制是要剥夺 和限制 君王的权力，使之与教权和政权相分离，而不是相反。
当年的《明治宪法》规定，“万世一系之天皇”是主权者，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同时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集立法、行政、司法及统率军队的权力于一身。天皇的地位至高无上。内阁只对天皇负责，不对议会负责，议会作用很小。天皇还有紧急敕令、独立命令权及非常大权等。如此一来，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天皇就成了不仅集大三权于一身，也集小三权于一身的社会主宰者。任何事情，如果没有天皇的同意是实行不了的；天皇想要做的或支持做的事情，全民都必然会积极努力地去予以完成。天皇已经完全控制了日本国民。如此的社会治理体制反而是更加反动落后了。
仅以日本发动侵华和太平洋战争为例，虽然日本皇室竭力回避其在二战中的罪责，但随着尘封史料的逐步解密，以昭和天皇裕仁为代表的日本皇族在发动和组织侵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正如天皇当年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全民就会放下武器一样。有学者甚至写到，日本民族是最没有道德感的民族，在美军进驻日本的时候，日本民众甚至挥舞着小旗欢迎他们。实际上这正表明日本国民是完全听命于天皇的，他们已经把天皇神化，天皇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当一个民族把某个人或其他什么非神的东西当成神来崇拜，是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哀，因为这种错误的崇拜迟早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中国的*革也是一个例证。

四、
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崇拜对象。但在还没有正确的社会崇拜之前，社会必然处于错误的崇拜时期，这就是社会的蒙昧期。而在人们的崇拜状态不正确，还处于蒙昧期的情况下，社会还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大小三权分立的社会治理体系。强行建立起来的，也很难运行好。因为人们总是要把某个强人或其他什么假神当成真神来崇拜，当这个被人崇拜的人或者什么理论或主义等一旦出错，社会就会跟着出错，有时甚至就会是灭顶之灾，而且是越往后拖损失越大，当年的日本就是如此。
日本当年的社会崇拜状态，决定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最终是不可能成功的，就好像中国的戊戌变法不可能成功一样。看似成功的，也是伪成功，终究要露相。这主要就是因为日本社会还不具备正确崇拜的基础。社会崇拜状态决定社会存在状态，这是一条总的社会定律。社会崇拜状态不改变，社会存在状态也无法改变。
我们从历史上稍加观察，就可以很容易看到，民主政体终归是基督教社会的运作管理方式。那些已经建立起民主政体的非基督教社会，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严重问题，运作得都不理想。有些甚至成为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在这些社会中，虽然建立起了所谓的民主政体，但实际上仍存在着许多假民主和不民主的成分，依法治国实际上并不能够普遍实行。我们能够看到的，更多倒是践踏法律的现象四处存在。
二战后，日本在美军的强制之下，构建了带有现代色彩的社会宪政民主制度，但由于日本国民，包括日本的领导人，仍然普遍不具有正确的崇拜对象，许多人仍然崇拜天皇，崇拜神道或其他什么，继续参拜他们的所谓国家神道的象征 ------ 靖国神社。所以这个国家要真正进入现代政治，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最终要看日本国民崇拜状态的变化情况而定。从目前情况看，南韩反而在现代政治的道路上走得更好。
其实早在 1946 年 1 月 1 日 ，根据美国占领当局授意，裕仁天皇就发表了《人间宣言》 ( 又译为“非神宣言” ) ，否定了天皇的神格，宣称自己是人，天皇的地位从“国家元首”变成“国家象征”。但是，在日本许多国民的心中，包括政治家，却并没有放弃对天皇的崇拜。确实，要人们放弃原有的崇拜对象并不容易，他人也不可以强求。这并不是一纸宣言就可以搞定的，其根本还在于人心的明白。所以日本的政治运作其实并不好。日本的政治人物多有家族从政传统，具有相当的社会政治垄断性；政治腐化也很突出，日本的黑金政治是全球闻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社会错误的主流崇拜，以及它的所谓现代政治体系在当年是被勉强建立起来的有关，这样的社会治理体制并不完全适合日本社会，所以运作起来的问题也很多。然而有总比没有好，至少比起全社会都听命于一人要好得多。同时，外部世界也在促进日本进步，日本自己也在不断地改变。所以，日本政治终归算是进入现代政治了。这比起许多国家还是走在前头了。
但是，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社会也好，他们的新生，都一定是从自己的崇拜向着正确的崇拜对象转变开始。只是人们一定要知道那确实是正确的，而不是自以为是的。否则无论社会制度怎样变化，也都只是外在的变化。然而，历史的新生过程要经过多长时间，社会自己却并不能完全决定。

魯迅再評価、これまでの「魯迅」は崩れた

胁制鲁迅的四位日本人

孔祥新

胁制方法大体有两种，一是威胁，二是利诱。现代社会，若利诱成功，则一般不用赤裸裸地威胁。胁制荼毒的是人类自我权衡智能抉择。胁制不属于人类文明，但属于权谋。毛泽东是中国现代胁制大师，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终于成就始皇梦想。

据鲁迅日记记载，其先后看过的日本医生有山本忠孝、池田由友、久米治彦、高山章三、菅又吉、顿宫宽、冈本繁、吉田笃二、秋田康世、松井胜冬、坪井芳治（周海婴的专职医生）、最后一位是须藤五百三，此人曾是军医，是当时在上海的“日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会的副会长，这个“日本在乡军人会”与黑龙会一个性质，是不穿军服的日本军人。鲁迅生活的北京上海，那时已中医西医并存，看中医看西医那是病人的自我权衡抉择。若看西医者都发宣言抨击中医，那是真正的思想疾病——歇斯底里的偏执狂人。从未听说学西医者誓与中医势不两立，也只有鲁迅这样的准狂人能够做得出，鲁迅不出名，中国人民坚决不答应。
日本人胁制鲁迅，从人选到方法非常成功。所以，在日本全面侵华、中国主权高于一切的关键时刻，鲁迅的匕首和投枪，集中指向捍卫主权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
鲁迅从日本回国后，胁制鲁迅的主要有四位日本人。

第一位：羽太信子

大凡研究过鲁迅的人皆知，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是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二人反目成仇的罪魁祸首。
成见之说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成见：鲁迅看不贯羽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害得他没钱买烟。羽太信子想独霸家政，羽太信子污蔑鲁迅，兄弟反目。
此种成见为鲁迅自道，情妇许广平作证，儿子海婴支持此说，是49年后大陆政权的钦定。
此种成见绝无成立的理由。鲁迅的月收入有三百元，周作人的也有此数。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周家兄弟的年薪达1000000元之多。这不包括两人写作的稿费，和同时在七八个大学任教的讲课费。可作比较的是，当时一个低层北京市民的保障收入是每月两元钱，一个交警月收入四元钱。鲁迅竟然说信子大手大脚，害得他没钱买烟。 鲁迅曾经在北京一个人过了六七年。长年包一台铁皮车供其上下班。教育部有食堂，鲁迅嫌伙食差，与单身同僚一起到大饭店包餐吃。有点毛病就要上医院，进得全是昂贵的日本医院和法国医院、德国医院，本国的医院从不踏足。鲁迅反过来却指责信子看病找日本医生。之后与许广平在上海生活时，是上海大剧院的长客，逢有外国电影必定捧场，还经常坐轿车绕上海市兜风。他的生活态度是“挣钱有方，花钱无度”。
第二种成见：羽太信子向周作人诉说，鲁迅偷看她洗澡，兄弟反目。
在日本仙台学医时，鲁迅曾经很兴奋的给老友许寿棠写信说：“同学阳狂，或登高而窥裸女。”日本有男女同浴的风俗，一个大池子只是中间隔了块矮板。只要略微登高点就能尽览春光了，鲁迅信中说的就是这事。一起去日本留学的郁达夫，也在其作品《沉沦》中，详细地描写过偷窥女孩子洗澡，偷听男女野合，勾引下女。偷看女人洗澡是留日学生的共同爱好，鲁迅也概莫例外，因为他是个正常的男人。鲁迅泡日本下女的事，还让鲁老太太操了好久的心。
这种成见完全低估了高级知识分子周作人的智商。而且，就是偷窥也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过错。当年郁达夫公开偷窥的事，被人攻击时，周作人曾挺身而出写过一篇《〈沉沦〉论》为其辩护，在同样留学过日本的周作人眼中，偷窥完全算不得一回事。尽管偷窥对象不同了，但这也不足以引来周作人对鲁迅的终身恨意。甚至在鲁迅病故前后，都拒绝探视，拒绝奔丧。
第三种成见：鲁迅偷听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房事，被其识破。
这种成见，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不值得一嘘。
竟有人考证，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住所环境，绝无偷听的可能。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的学术论文，更是笑话中的笑料。
第四种成见：羽太信子为彻底摆脱与鲁迅的情人关系，向丈夫道出实情，兄弟反目。
其证据：从1912年至1918年，鲁迅给羽太信子写信42封，收羽太信子信35封。另据鲁迅日记记载：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后，除每月给绍兴家里寄生活费外，还每月到日本银行给日本东京的羽太信子的父母和弟妹寄钱，除固定的生活费，还负担羽太信子三妹福子的学费。直到1925年，鲁迅与周作人绝交两年后，羽太重久还给鲁迅写信说：“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谢。对你长年以来的深情厚意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很奇怪，为什么鲁迅要给信子娘家寄钱？而且是单独寄钱，并没直接把钱交给二弟周作人，以周作人名义寄钱不是更名正言顺吗？
信子即为鲁迅在日本所泡的下女，而且被信子套牢，因其本人有婚约在身，只得承诺为信子娘家负责，并主动介绍二弟作人与信子相识，让二弟“接春”。到八道湾后，信子近在眼前，相处日久，鲁迅旧情复燃，进而让信子一人侍二夫。更有好事之人据此解释，“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字取其母鲁瑞的姓，而“迅”（xùn）与“信”（xìn）在南方是谐音字，系指羽太信子，所以“鲁迅”这个笔名反映了鲁迅内心深处母爱与性爱的冲突。
鲁迅在日本期间与羽太信子有染很有可能，但在北京期间，鲁迅与羽太信子再有苟且之事，绝无可能。这是社会大环境和家庭的小环境以及鲁迅的教育部官员和大学教师身份所决定。兄弟反目前，鲁迅最关爱的就是周作人。周作人在日期间，主要和鲁迅生活在一起，即使鲁迅与羽太信子有一腿，周作人应该知道。
第五种非成见：孔祥新认为，胁制周作人和鲁迅，为日本的全面侵华提供文化服务，是羽太信子的特殊任务。
日本人若有意策反周家兄弟，羽太信子是最佳人选。
鲁迅1904年仙台弃医后，1909年回国，在日滞留5年，除流浪生存外，译过几篇外国作品，但终不能以此为生。
1915年，趁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逼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这条约等同于卖国，袁世凯老奸巨滑深知其中利害，责任不想一个人担，于是让政府公务员集体签名同意，不签名的就要辞职走人，鲁迅毅然签下了大名。多年后鲁迅的论战对手陈源（陈西滢），对此不无嘲讽的说：“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鲁迅说“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 表面的狂放，掩盖不了内心的颓废。不到四十，鲁迅就自称“老头子”，以“枯坐终日，极无聊赖”来消磨时光，自己曾写道： “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1918年，同在日本留学的老友钱玄同，跑来看望鲁迅，此时钱玄同还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见鲁迅闲极无聊地钞古碑贴，于是力劝鲁迅为杂志投稿，以解苦闷。鲁迅答应了，不过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而不是出于十几年前，就定下的要拯救国民精神的豪情。
1918年4月，发表小说《狂人日记》。鲁迅的《狂人日记》，直接翻译苏联作家果戈里的小说《狂人日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正宗的翻译之作，绝非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中国人创作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时，白话已不是什么新鲜东西，看看鲁迅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应该知道。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时，若声明为翻译之作，鲁迅当无可厚非；否则就是赤裸裸地抄袭。鲁迅开留学生抄袭作品之先河。
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激励鲁迅以中国元素加骂人艺术，使其一举成名。历史和常识告诉人们，越是被压抑的种族，越是喜爱骂人艺术；越是被压抑的个体，越能创造骂人艺术。
关于羽太信子，周作人在自己的各种文字中，只提到过一些生活细节。至于怎样与她相识相恋，竟终生没有言及。他一生写日记大致没有停过，本来从日记中应该可以找到很多详细记载，可偏偏从1906年到1911年这六年却没有日记保存。按周作人自己说，是这六年没有写日记。在他自己的《周作人自述》中，只有一句：
　　一九○九年娶于东京，有子一女二。
　　对他们的婚事，周边的知情者也从没有人提及具体情况。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就是在鲁迅等五人决定合租夏目漱石搬走后空出来的那座大房子的时候，通过房东或别的什么人介绍了刚刚20岁的羽太信子来这里做杂务。
我们能够证实的是，鲁迅的小弟周建人说：“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周作人）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郞舅、小姨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
周建人证实羽太信子有日本大使馆背景。
我们能够证实的是，羽太信子成功策反并胁制了自己的丈夫周作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国民政府派人督促周作人南撤，周作人找各种理由推辞。周作人选择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其后曾出任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1945年12月在北京以汉奸罪名被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绝交信：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作人 七月十八日
我们所能证实的是，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去取回自己的书和一些器具，根据鲁迅当天日记和在场目击者的讲述，他刚进西厢，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从屋里奔出，指着鲁迅破口大骂，言辞污秽，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立即打电话喊来几位亲友，夫妻俩一唱一和，当众痛骂鲁迅。骂到酣处，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接住拦开，才未击中；而忍无可忍的鲁迅也抓起一个陶瓦枕，掷向周作人。在众人拉架劝解下，鲁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东西离开。 在场惟一不懂日语的章廷谦后来很含糊地说：“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
我们所能证实的是，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是“昏”。从此鲁迅和周作人对其反目的原因三缄其口。鲁迅的一个“昏”字，是对“经济说”“偷窥说”“听房说”和“相好说”的彻底否决。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的《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信子。对昔日的女仆，鲁迅完艺术深奥，也这太搞笑了。
我们能够证实的是，羽太信子成功离间了鲁迅与周作人，使其彻底决绝。
从以上的证实我们可以权衡推知：羽太信子应直接策反过鲁迅，被鲁迅婉拒。于是，羽太信子在日本使馆的授意下，成功完成了离间周氏兄弟的完美计划。
受羽太信子胁制，而又授人以柄，鲁迅无计可施，其压抑感可想而知。
日本人策反鲁迅不成，而分化鲁迅是必然的；鲁迅与羽太信子决裂，以摆脱日本人的胁制是暂时的。

第二位：内山完造

鲁迅的上海十年，主要是受日本特务内山完造利诱而胁制的十年。双方心知肚明，你情我愿。所以，在日本全面侵华、中国主权高于一切的关键时刻，鲁迅的匕首和投枪，集束投向捍卫主权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
从1927年鲁迅携许广平赴上海，到1936年鲁迅在上海去世，鲁迅完全堕落为日本特务内山完造的傀儡。
周锦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提到的“日本军阀对上海文坛的操纵”，倒令人深思：以军部的文化特务内山（内山完造）做主脑，用书店作为机关，先与清闲派文学拉上关系，再以古典藏书与文人学者来往，但这些对上海文坛影响不大。最恶劣的一件事，莫过于操纵鲁迅，二鲁迅到死也不知道被那个日本人利用了将近十年。（周锦：《中国新文学史》315－316，转引自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
鲁迅到上海不久，就知道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的身份。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直言不讳地道：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日本军占领上海的时候把中美图书公司等都交给内山完造经营管理——这叫接收敌产。日本人战败后，他是数十万日本在上海“侨民”选举产生的总头目，安排日本“侨民”回国等等行政事务。
鲁迅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是日寇觊觎已久，随时准备灭亡中华的时代，他都在干什么？在给国民政府添乱、跟日本人勾勾搭搭、给中国人民泄气。同时代的日本人在干什么？在宣扬自己的国民是神的子民、在宣扬天皇是神；德国人在干什么？在鼓励自己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人种、在论证自己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美国人在干什么？在宣扬自己上帝的孩子，是自由的火种。战场上鼓声是干什么的？是鼓舞振奋士气用的。鲁迅在战场上干什么？在说中国人是劣等种族、有劣根性、五千年的文化是吃人的、中国的医术是骗术、要以最大的恶意揣度中国人……
1932年日本军入侵上海——也就是凇沪抗战（也叫128事变），鲁迅挟全家老小躲到外国租界日本人内山完造的书店里，中国军民浴血抗日，上海文化各界都在声援抗日，宋庆龄亲自上街头鼓励中国将士，鲁迅在干什么？在外国租界“青莲阁邀妓来坐，与以一元”——（鲁迅日记2月16日）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著，日本讲谈社1942年版《上海霖语》。
“只写文章，不愿教书。别人都在排挤我，我只好洁身引退。所以刚去北平，就有人散布谣言。谣言一直逼迫似的，将我送走。”
改造社1932年12月版《上海漫语》：
内山对鲁迅说，“你不要亲自来了，这几天你必须消声匿迹……”
鲁迅的绝笔，是逝世前一天致内山完造的日文手札，译为中文是：
老板几下：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很抱歉。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草草顿首再拜十月十八日。（见《鲁迅全集》第14卷403页）约会去不成，郑重地向“老板”表示歉意，而自己正在重病中。“抱歉”“拜托”“顿首”等措辞，结合鲁迅抵制“国防文学”，令立山头的言行，鲁迅的“横冷对千夫指”，只能解释为，对中华文化的极度仇视；“俯首甘为孺子牛”只能理解为“为大东亚共荣不遗余力”。
鲁迅的唯一儿子周海婴回忆道，“母亲告诉我，我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母亲觉妥当时的环境很危险、很不安定，他们自己的生活还很没保障，将来可能还要颠沛流离，所以一直没要孩子。母亲在1929年生我的时候，已是高龄产妇，拖了很长时间没生下来，医生问父亲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父亲回答是大人，没想到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我生下来之后，父母就没带过我到北京……”
周海婴的文章证明，鲁迅心中的“孺子牛”显然不是自己的儿子。鲁迅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对中国劳苦大众的讥讽挖苦，“孺子牛”绝无可能指中国的劳苦大众。鲁迅心中的“孺子牛”若指向一个人，有且只有日本特务内山完造。
凡是研读过鲁迅的中国人皆知，鲁迅唯一的老朋友就是内山完造。
所以，鲁迅的遗嘱这样写：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但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允许给你的事物，不要当真的。(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无和他接近。
从鲁迅遗嘱中不难看出，日本特务为了牢牢控制鲁迅，是下了血本的，鲁迅果然没有辜服内山完造的期望，完全蜕变为大肆仇华破坏中华文明的狂徒。
1944年10月，郑介民“主张发布新闻，指出鲁迅曾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之津贴以破坏之。”(《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抗战胜利后，内山书店作为敌产被没收并被国民政府勒令离开中国。
内山完造利诱鲁迅，胁制鲁迅，使鲁迅心甘情愿地为日本文化侵华而服务，铁证如山。

第三位：山本初枝

日本侵华时曾向上海、满洲等地移民几十万，想以此控制中国。为了操控中国的文化精英，日本向中国特别派遣了文化特务，以中日文化交流为掩护。山本初枝就是日本军部派遣到中国的文化特务之一。
1917年初，鲁迅收到一张来自日本的明信片，署名山本初枝。随后，山本初枝来到上海。经内山完造介绍，在内山书店，鲁迅见到了自称日本歌妓的山本初枝。从此，内山书店就成为鲁迅与山西初枝幽会的地点。1932年，山本回国，鲁迅与之通信100余封。
山本初枝（1898—1966），笔名幽兰，日本歌人，中国文学爱好者。曾写过一些不满日本军国主义和怀念鲁迅的短歌。1931年与鲁迅相识。鲁迅直言不讳地对山本初枝说：“孩子是个累赘，有了孩子就有许多麻烦。你以为如何？近来我几乎终年为孩子奔忙。但既已生下，就要抚育。换言之，这是报应，也就无怨言了。”！鲁迅常到内山书店，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与山本初枝倾谈，山本初枝就在书店后面。鲁迅给山本初枝写信，其数量在外国友人中仅次于增田涉。在信中，鲁迅无话不谈，内容涉及生活、写作、情感等方方面面，感情亲密，语言真切。山本初枝给鲁迅送过许多东西，如一些水果糖、有平糖、小孩子用的衣服、口琴、脚踏车、自己及家人照片等礼物。鲁迅对山本初枝的礼物，十分珍视。像《版艺术》这本书，鲁迅本来已有一本，后来，山本初枝又给先生送了一本，因为是山本初枝送的，先生正如富翁不赚钱多一样，将那本书珍藏了。相应地，鲁迅精心选择礼物回赠给对方，如精选写信用的笺纸，以使山本初枝能写和歌，留意给山本初枝的孩子正路君买些玩具。鲁迅还书写一笺——《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送给山本初枝。一位气质非凡的日本女性彻底征服了鲁迅。
在日本胁制鲁迅的阴谋中，多才多艺的山本初枝的作用，不是日本女仆羽太信子和日本书店老板所能取代的。

第四位：增田涉

1931年春，一位叫增田涉的日本文学青年应内山完造的请求来到上海。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主攻中国文学专业。经内山完造安排，与鲁迅见面，他说非常敬仰鲁迅，特别希望就《中国小说史略》向鲁迅求教。由于内山完造的介绍，鲁迅欣然同意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而这一讲竟然从春到夏，历时一百多天。后来增田涉回国后，翻译了日文《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因其请而为之专门作序。
增田涉是鲁迅与之通信最多的日本人，其通信数量超过山本初枝。
山本初枝和增田涉不过是日本人通过日本高级特工内山完造胁制鲁迅的两个重要走卒。
鲁迅临死前非常暴力地说：“一个都不原谅！”其中应当包括成功胁制鲁迅的四位“日本特别临时工”——终生以特务为职业的，世界罕有。
鲁迅所处的时代，是满族整体降日，中国主权遭遇空前危机之时。鲁迅不争主权争政权，不争人权争私利，这样的“民族魂”，古今中外，鲁迅应是第一人。
1926年3月18日一早，许广平来到鲁迅家告诉他，准备今天去政府门前游行示威。一向“只吹喇叭，不冲锋！”的鲁迅连忙阻拦，强硬地将学生会总干事许广平留在身边。果然，游行队伍在政府门前，遭到卫队开枪射击，47人死，200余人负伤。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游行队伍的骨干，本应走在队伍前列的许广平，因鲁迅的阻拦而逃过此难。事发当日段祺瑞赶赴现场，长跪不起，许诺严惩凶手后引咎辞职，并立誓终生事佛吃斋。4月20日段下台。段祺瑞在下台前曾通缉五十位“过激”教授，林语堂问鲁迅如何应付，鲁迅的回答是“装死！”。
1927年1月，鲁迅来到广州，中山大学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朱家骅上台致辞，称鲁迅是一位“战斗者”、“革命家”，学生们听了热烈鼓掌，鲁迅连忙起来声明否认，“绝非战士，更非革命家”。事后鲁迅与人解释时说，“这顶花冠弄不好将来是会被人要了性命的，他们如此待我，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看人看大节。
辛亥革命中鲁迅做了什么？
五四运动当天鲁迅干什么去了？
卢沟桥事变鲁迅呐喊了没有？
济南惨案鲁迅声讨过没有？
淞沪抗战鲁迅为抗战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每到中华民族生死攸关之际，鲁迅均做了缩头乌龟。
中国在几千年的文明里，一直实行的是君权。虽无民主，但有相对的思想自由。汉代的独尊儒家，是指政府治理国家采用儒家思想，至于文学艺术思想民间宗教信仰，只要不涉及皇室权威，一直是自由开放的。中国并不是只允许儒家思想存在，不管官员还是平民，诗词歌赋，老子庄子，佛教道教，中国的思想文学宗教信仰都是自由开放的，除了短暂的焚书坑儒的秦朝，文字狱的清朝外，中国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属于相对的自由世界（就象当年的香港台湾韩国等）。 中国是怎么失去自由的？中国失去思想文化宗教信仰自由，始于五四运动，始作俑者，正是被封为思想家革命家的五四旗手之一的鲁迅。 鲁迅从反传统开始，先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解读为吃人史，给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判了死刑，后进一步用阶级斗争为思想文化划阵线，凡与自己思想不符的一律被打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从主张人权的胡适、梁实秋到搞纯文学不粘政治的第三种人，只要不与自己在一个阵线的一律痛打，一个也不宽容。按鲁迅的说法：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是没有超阶级的作家的，生在阶级斗争的时代是不能离开阶级斗争而独立的，文艺思想不可能有超出阶级斗争的部分。鲁迅将阶级斗争引进思想文化领域，开了中国思想专制的先河，几十年后的毛泽东正是利用这种思想，搞出了旷古绝今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鲁迅，正是中国思想文化专制的鼻祖。
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导致希特勒对苏联的趁虚而入；鲁迅对中国文化的彻底诋荡，导致日本对中国的直接入侵。鲁迅受日本人胁制，用文艺为日本人侵华开路所起的作用，要抵的上日本侵华正规军的十个师团。
鲁迅的唯一伟大英明之处在于死得其所。若八年抗战中鲁迅不死，他也不会公开抗日；若解放战争不死，他也不会公然倒向共产党；若49后在大陆不死，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同上海36位代表人士座谈，罗稷南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若把中国现代史上两位“改造国民性”的狂人——鲁迅和毛泽东放在同一时空里，二人唯有互掐，其邪恶本性原形毕露。
鲁迅的狂人个性，吃软不吃硬，极易被人利诱。
羽太信子、内山完造、山本初枝和增田涉——四位不太高明的日本人，成功胁制鲁迅心甘情愿地做了日本侵华的匕首和投枪，鲁迅自卑而疯狂的个性使然。

2011-5-21于帐庐庵书斋

日本二战战败后备7万妇女给美军当“慰安妇”

【多维历史】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约20万名亚洲国家妇女充当随军“慰安妇”，但鲜为人知的是，日本战败投降后，在美国占领当局默许下，日本还招募了约7万名本国“慰安妇”，专为美国兵服务。
根据一些此前从未被翻译成英文的历史档案和记录，美联社揭露了这个“令人不安的真相”。
据位于东京东北的茨城县警察署历史档案记载，1945年8月18日，在美国占领军抵达日本前夕，警察署接到日本政府命令，要求建立为美国占领军服务的慰安所，“目的是通过慰安妇的特殊服务，保护其他妇女和幼女免受凌辱”。
警察署马上把单身警察宿舍改成慰安所，在室内安放了由海军提供的床具。在20名慰安妇到来后，这个慰安所便于9月20日开张了。



日本特设的慰安所

1945年8月28日，美国占领军先头部队到达东京以南的厚木，迎接他们的是由日本政府资助的娱乐协会开办的第一家慰安所。
曾在娱乐协会负责公关事务的鸣矢清一（音译）在197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夜幕降临，我赶到慰安所，惊讶地看到五六百名美军士兵在街上排成一条长龙，美军宪兵负责维持秩序。”



美国海军士兵在日本横须贺一家“慰安所”外排队等候进入


25%驻日美军染病

广岛和平学院的历史教授田中敏之（音译）发现的文件显示，美国占领当局向日本政府提供青霉素，为服务美军的慰安妇治病，还在慰安所附近设立预防性病的门诊所，对美军嫖娼采取宽容态度。
1946年3月25日，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下令，禁止美军涉足妓院、慰安所和其他所有卖淫场所。不久，娱乐协会也倒闭了。
田中认为，麦克阿瑟担心的主要是美军身体不支，当时美国占领军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士兵感染了通过性行为传染的疾病，“麦克阿瑟禁令一下，7万日本妇女顿时失业。”

 

 

 


二战后美国占领军士兵在日本与日本女性的生活照片

历史真相：日本慰安妇一天接待数十美军

曾在日本娱乐协会负责公关事务的鸣矢清一说，日本政府官办的慰安所与日军在国外建立的慰安所类似。

按照规定，美国兵进门前要先付钱，然后得到一张门票和避孕套。
“第一家慰安所刚开张时有38名慰安妇，由于光顾的美国兵太多，不久这里的慰安妇就增加到100人。”鸣矢清一说，“每个慰安妇一天要接待15到60个顾客。”



为美军服务的日本“慰安妇”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道尔在他所著的《接受失败：二战后的日本》一书中说，美国兵嫖娼一次只花15日元，相当于半包香烟的价钱。
日本政府骗良家妇女当慰安妇
美国占领军司令部负责卫生的高官休•麦克唐纳在1945年12月6日写的一份备忘录表明，美国占领当局明白，日本政府招募的慰安妇和日军强征的慰安妇并没有差别，她们都是被迫卖身，并且受到奴役。




为美军洗澡的日本女子

鸣矢清一在回忆录中说，到1945年底，进驻日本的美国占领军达到35万人，娱乐协会最多时招募了7万慰安妇，“为了招募更多的慰安妇，娱乐协会以提供工作为诱饵，连哄带骗，把良家妇女推进火坑”。
一个名叫田北夏江（音译）的19岁少女看到一则招聘办公室员工的广告后前来应聘，却被告知只有慰安妇的职位，经过劝导，她接受了这个工作。但慰安所开张不久，她就卧轨自杀了。鸣矢清一说，像田北夏江一样被骗的良家妇女受害最深。




征召“慰安”女子的通告书

(甄嫣 编辑)
【多维新闻】本文网址：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1-05-18/57726221-2.html

解密日本：“耻”文化 身在东方心在西方（作者 马挺）

解密日本：“耻”文化 身在东方心在西方

（作者 马挺）

今天的日本，依然是一个矛盾交错的国度。 一衣带水的近邻，彼此间的距离却又仿佛相隔万水千山。
历史的烽火硝烟已渐渐散去，现在最需要的是重新打开一扇窗，发现日本，了解日本。它其实并不是我们过去想像的那样单一。大与小、灵与肉、贫与富、东与西、左与右，组成了这个矛盾的国度。
 
大与小：弹丸小国怀大国梦
 
“中国算什么‘大国’啊，只不过‘大’就是了”。这句话虽出自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教师之口，却反映了普通日本人近来对中国的看法。话里第二个“大(读degai)”在日语里是个子大的意思。也就是说，中国只是面积大，人口多，算不上真正“强大”的国家。
向来对“大小”很在意的日本人，虽然拥挤在陆地面积不到38万平方公里的小小土地上，却有着很深的弹丸“大”国情结。（作者 马挺）


“大”帝国的破碎
已废除的“明治宪法”正式名称是《大日本帝国宪法》。其实“大日本帝国”并没有被规定为日本的国号。当时的宪法原案里没有“大”，而有制宪成员提出应按“皇室典范”案加上“大”字；反对者认为在宪法中使用“大”，有妄自尊大之嫌。最后由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裁定，加上“大”。但未明确定为国号。

之后，日本的对内外公文书使用了“日本、日本国、日本帝国、大日本国、大日本帝国、帝国、Japan”等一堆名称，直到1935年开始，才由外务省统一对外用“大日本帝国”至战败。

在战后日本政府向占领军司令部(GHQ)提交的新宪法案，还是用的“大日本帝国”。但GHQ不予受理。等GHQ把瞒着日本人起草的宪法案日译本递到外相吉田茂手里时，上面只用“日本国”。

日本艺妓

 
喜欢和中国比“大小”
 
我以前也一直以为“小日本”个子矮。身高一米八的我到了日本，最初住在日式房子里，前额总是受到门框的“阻击”，渐成驼背。可见以前的日本人矮是真的。可是上街、乘车却一点儿没有鹤立鸡群的感觉，我的学生，尤其是男生，有不少能与我比肩。
我的一位在音响公司工作的学生到中国留过学。当时还在开放初期，他已经看出中国的发展势头很快能赶上日本，就悄悄地跟我说，你们有了人口第一，四大发明，万里长城，就留给我们日本一点儿吧，别什么都是“中国第一”。
无独有偶，与一位在香港留过学的女学生谈起中国的漆器，她很吃惊：“漆器不是只有日本才有吗？”日本的漆器确实很精致，世界上甚至把“大漆”称为“Japanese lacquer”。但我在漆器工厂当过8年工人，略知中国漆器历史的久远。我说，你去看看马王堆出土文物吧。她嗫嚅着：“怎么什么都是你们中国的呢？”后来，她干脆嫁到中国去了。

骨子深处的“小”

对“大”与“小”，日语里还有另一种用法。比如说某人“态度‘大(degai)’”，意思是骄横高傲。如果说要把身体变“小”，意思就近似“蜷缩”。除了不舒展身体，更是要在人前显出卑微谦逊。
总的来说，日本人生活中是讨厌“大”而惯于“小”。说日本男孩子没风度，也与此有关。女孩子含胸佝背也就算了，男的跟着学，就猥琐了。我对日本学生们并不避讳自己不喜欢日本人(不是指一个个具体的人)。偶有胆儿大的学生问我，不喜欢日本人什么地方。我说，因为“不堂堂正正”。今年我又宣布了一条新规矩：上课可以用手机发信息，记笔记。看学生们正在惊讶，就加上一句：“条件是，要用就在桌面上堂堂正正地用，在下边搞‘小’动作的，就请给我出去！”

日本国民不满意政府对美国外交的“小”姿态。但是战败国，没办法。对中国，大多数成年人还是心有愧疚。尤其在中国虽是大国，但还不是强国时，日本人可以客气一些，或者说显得比较大度。但当中国不光是“大”，而且要真正“强大”时，日本人的嫉妒与无奈就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其实，一月底开始的“饺子风波”就是日本人对中国的一次总爆发。

富士山

 
 
灵与肉：性开放下“坐怀不乱”
 
两个十八九岁的少男少女，一起从浴室出来。男孩对女孩说：“你身子可长得真不错了啊！”女孩子兴奋地问：“真的？啊，真高兴！咱们俩有多少年没一块儿洗澡了？”“嗯，有十多年了吧！”……
这是日本电视剧的一个场景。两人幼时是邻居，常在一块儿洗澡玩耍。长大重逢，并非恋人关系，却有了上面的一幕。我到日本二十几年，才敢相信这种“坐怀不乱”在日本是可能的。
两个学生，一男一女，为我打工。晚了，女孩子就到男生的单身住处过夜。据说是一夜无事。日本还有一种“杂鱼寝”，就是男男女女，挤在一间榻榻米房间睡。当然是聚会喝多了之后。一般也是相安无事。

弹丸小国怀大国梦

独特的“耻的文化”

日本孩子接触性信息比较早，对性的神秘感不太强。家庭成员、师生之间，也不避讳这类话题。你问日本人的初恋对象，往往告诉你是幼儿园时的某某某。
同时，日本很多父母不允许20岁以下的女孩子“外宿”，还规定了“门限”。也就是回家的时间。早的到晚七点，最晚也是十点半。
但日本女孩子大了以后，还要和爸爸一起洗澡。有些人矢口否认，其实是相当普遍的。前几天电视里就播出专访：女儿每天和爸爸洗澡到二十几岁，出嫁前还是由爸爸给剃的胎毛。结婚后带丈夫回娘家，还是要和爸爸一块儿入浴。女婿在一旁也只好表示理解。当然，能够成为一台节目，也说明这种事情在日本已不常见了。
日本文化被认为是“耻的文化”，但在中国人看来，还不如说是“恬不知耻的文化”。殊不知，“耻的文化”是相对西方基督教的“原罪文化”而言的。

深山的温泉可能辟有“混浴区”。

“淫乱”的男女混浴

去年见到境外著名中文媒体的某著名女主播。几句话就谈到日本人“淫乱”。理由之一就是“混浴”。
 
我初到日本，也经常在日本人面前嘲讽“混浴”。在一个学中文的社会班上，也照样冷嘲热讽了一顿。学生中一位我很敬重的老太太，日本有名的“歌人(和歌作家)”，下课后对我说：“马先生，混浴并不像您想像的那样。在那种场合，虽然都是赤裸，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开放的境界，不会有邪念的。”
 
我从此就对“混浴”缄口不言了。
 
日本人昔日除了在家里用木桶洗浴，就是到野外温泉。那时男的穿“下带(类似短裤)”，女的穿“汤浴着(薄浴衣)”。裸浴据说始于江户时代，公共澡堂子也开始普及。后江户大名松平定信发出男女混浴禁止令，实际上只限于取缔“卖春”。明治时代，外国人大量进入日本，原则上就不让“混浴”了。据说到战后才被真正禁止。但我一位曾在占领军中服务的亲戚说，当时在东京、横滨一带的澡堂子还是“混浴”的。可女孩子一听到有外国人说话就跑掉了。
 
现在要找真正的“混浴”，就得到深山的温泉去。那里可能辟有“混浴区”。我就是在九州山间的露天温泉“混”过一次。男女老少几十个人，除了一位跟男友来的女性围着浴巾，其余都是“裸”的。有人在池子里泡，有人坐在池旁小酌。几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少女，在池边的石头上跳来跳去……透过蒸腾的水汽，远处山影绰约，自然、朴素、原始、开放。至今还感到奇怪的就是当时竟无一丝“邪念”。

麻烦的“性”
 
中、日虽都用一个“耻”字，但含义的不重合部分很大。如果说中国人的“耻”往往限于“性”，那日本人“耻”的范围则广得多。现在日本女厕所里多备放水仿音器，因为即使让同性听到排泄声也是“耻”；回答不上老师的问题；给朋友、上司添了麻烦等等，都使日本人感到“耻”。结婚几十年的老太太，从来没有叫过丈夫“您”，据说是害羞。
 
我在车上看到一个“痴汉(流氓)”暗中欺负女学生，上前制止。争执起来，女孩子不出来作证，反倒抽身下车了。后来才明白，日本人觉得被当众注目比暗中受辱更为“耻”。
 
在现代日本人看来，性不但是正常的，甚至是麻烦的。男女恋人、夫妇之间的“性less”甚至成为社会问题。要么男女约会，见面就进入“正题”，为的是怕话多语失，伤了和气。而大学教室里，男女“自然”地分开坐，下了课也是各扎一堆，很少当众交谈。

贫与富：平等社会也分等级
 
日本2005年底的“流行语大奖”评选，中奖语是“想定内(外)”，受奖者是当时炙手可热的网络公司“活力门”CEO堀江贵文。而刚过年，2006年1月16日，东京地检“特搜部”就强行搜查了“活力门”总部，继而逮捕了堀江。被保释后，他就躲在公司和自宅所在的53层“六本木丘”大厦里闭门不出，靠叫外卖过日子。这大概是堀江“想定外”的吧。
 
堀江的沉浮就是日本“仇富”的一个象征性案例。

最恨不仁之富

日本人其实不仇“为富”，而恨“不仁”。一来，日本的贫富之差相对不大，像个枣子，肚子大两头小。二来，富人不爱“显呗”。偶有匿名者，在信封里放一两万日元，加上一封劝人努力学习的信，放在公共厕所等处，任人捡拾。三是一般人都觉得富人是“云上之人”，与自己无关。
近年来，有些“西洋风”吹入日本。“性星”群中异军突起一对“叶氏姐妹”，颇有些西洋身材，极限裸露出镜。两人以异父姊妹相称，以暗示自己尽享西洋式的“豪宅、豪游、豪购、豪性”为卖点。但毕竟不合日本人口味，闹了十几年了，也未成大气候。
堀江也是冒了日本风土的大不韪。他在东京大学读了一半就投身信息产业，赚了一笔钱后，就想买下濒于破产的职业棒球队，不成后却一举出名。又钻法律盲点，偷偷购入大量“日本放送”的股票，意在并吞。未果，但猛赚1400亿日元。接着又竞选众议员。落选，又要染指宇航事业……
这种与日本传统经营大相径庭的作法，就算没有超出法律界限，也进入了“不仁”的范畴。“替‘民’行道”的检方在“内侦”了一年后，终于抓住了他的尾巴。
日本人所谓的“竞争机制”，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我要活，但也让你活”，尽量不设敌，不把对方置于死地。
老的日本人，勤勉节约，多不以西方式享受为然。大经营者，往往赚了一辈子钱，吃了一辈子的泡饭咸菜，却也安然。再者，挣多了财产也没用。给子女要赠与税；死了要遗产税，而且税率极高。前首相田中角荣的女儿交不起遗产税，只好把老爷子在东京目白的宅子卖掉一半。日本就是以此防止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

贫富歧视影响至今

日本社会表面平等和谐，但暗部却隐藏着深刻的等级歧视。
前几年，因一位议员私下议论另一位“像××这种部落出身者是当不上日本首相的”，而闹出新闻。我来日本十几年也没听说过日本还有“部落”，这才知道“部落民”是日本社会中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部落民”至少可以上溯到十四世纪的室町时代。日本人昔日不吃四条腿的动物。就连想吃兔子，也要假装是鸡。可是为了获取皮革，就需要屠杀牛马制革。从事这些行业的人，是在村落里没有住处，傍水而居的穷人。在封建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中，根本没有他们的地位，被称为“河原人”“秽多”“非人”。战后才改称“部落民”。
虽然明治时期明令解放“秽多”、“非人”，却引起村民的反抗。战前战后有“水平社”等组织为追求“部落民”的解放、平等而抗争，但由于这种歧视根植于日本人观念深层，至今在就职、结婚等方面，还是存在严重的歧视。
日本著名文学家三岛由纪夫，就因被怀疑是“部落出身”，结婚前曾受到女方家长的严密调查。就是“部落者”本身也讳莫如深。有人快要结婚了，却突然被女方拒绝，后来才知道，连女儿也不知道她父母是“部落出身”。

东与西：身在东方心在西方
初到日本，出入庆应大学的图书馆。对面来了一位女学生，就开门等着她通过。只见她愣了好几秒，才明白我是在为她开门，又道歉又致意，鞠躬弯腰像鸡啄米，弄得我也手足无措了。
当时不明白，这么洋气的学生，居然不懂“Lady First”(女士优先)？其实第一个将西方“男女平等”介绍到日本的，正是这家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学的创始人福泽谕吉。“脱亚入欧”思想据说也是出自他的《脱亚论》。
 
西方心抹不去东方身
 
当时日本的革新派，看到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沦为半殖民地，危机感很强，在主张日本“富国强兵”的同时，认为“儒教”是造成中国腐败落后的根源。以福泽为代表的“脱亚”思想，实际上就是“废除儒教”、“脱却中华思想”。但说到“入欧”，可能有些冤枉福翁了。因至今在福泽的言论里，没有检索到“入欧”一词。反而，他在《脱亚论》中把西方文明比作不可抵御传染的“麻疹”，是不得不接受的。可以说，不仅当时，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也未得“入欧”。
“明治宪法”参考了德国等欧洲各国的宪法。但日本议会政治直到战后，也只是穿了一件“西方民主”外衣，内核还是“和为贵”的日本村落文化。国会表面上很热闹，实际上是各党的幕后秘密交易主导。形式上，不管议员质询如何尖锐，大臣、首相只能低声下气答辩。
为了显出政治的“火药味”，参照英国议会的模式，在1999年11月创立了“党首讨论”，使首相也可以反问在野党。而在野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在第一次“党首讨论”时，问首相小渊的第一个问题是“总理，今天早餐您吃的是什么啊？”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竞争原则”，在日本也是幌子。日本的物价很高，其原因之一是商品批发环节过多。但老百姓并无大怨言，他们知道，各个批发层次也养活着一批人。

 

茶道

 
缺乏原创的东西矛盾体
 
日本发展到了需要文字阶段，正好旁边有一个文字高度发达的中国，日本人就义无反顾地把“汉字”搬来了。其实汉语和日语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语系。能把汉字这件衣服如此巧妙地穿在大和语(古日语)身上，就可以看出日本人“学”的本领，以至使日文成为世界上几乎惟一兼有表音意两种功能的文字。
日本人“原创”能力欠如，但其“学习”之彻底，与单纯的“拿来主义”、“学以致用”不可同日而语。古时日本人都以能直接写汉文、作汉诗为上品。我的两位日本同事常有汉诗唱和。一见面就切磋韵脚、平仄、用典、雅俗。
日本人具有非常现实的行为模式。汉字是“嵌”在日语里，挖不掉了，但“中华思想”“妨碍进步”就可以脱却；西方“文明”像汉字一样可以改造；战后的“美国一边倒”，也只是躲不开的“麻疹”，顶多落个“麻脸”。但人还是日本人，文化还是日本文化。
请允许我“原创”一个“文化的核”的概念。假设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中核”，中华民族的“核”庞大而松散，大到了几乎说不清边缘的程度；日本民族的“核”微小且紧固，小到了连自己也不知其所在和内容。可能正是意识到“核”的松散，所以中国人对外来文化历来强烈抵御，生怕搅乱了自己的秩序；大概正是因为知道“核”的坚固，所以日本人不惧引进任何文化，反正一切都可以“为我所用”。
茶，来自中国。到了日本，演变成“茶道”。咖啡来自西方，日本人却要按茶道规矩先把杯子转半个圈再喝，才算“正宗”。
在日本，不管是“东”还是“西”，最终都变成了日本的“东西”。

左与右：右左分野鹰鸽大战
22年前，刚到东京，就看到几辆漆黑的宣传车，涂着“保皇”“爱国”“国体护持”的字样，打着日本军旗，车上的人用高音喇叭大声喊着。我马上拿出相机。没想到接我的朋友立刻跳过来，压住我的手，神情恐怖，连声说“可怕！可怕！”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所谓典型的日本“右翼”。
“右翼”的半边天
在日本，“右派”、“右倾”与“右翼”不是一个意思。“右翼”主要是指一类团体。他们自称“民族派”。其思想背景可以追溯到日本受到欧美列强威胁的幕府末期。明治维新后，成为反对自由民权运动的带有暴力倾向的团体，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温床。战后受到GHQ的取缔。但因冷战而又被利用为压制进步势力的工具。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就被右翼成员当众刺杀。就连具有反战倾向的三笠宫亲王(昭和天皇的弟弟)，也曾是他们恐怖行动的目标。
由于“左翼”人士以学者为主，近年来，知识型“右翼”也在形成。日本著名文学家三岛由纪夫，政治思想极端右倾，批判日本新宪法，组织右翼团体等等。他于1970年鼓动自卫队政变失败而剖腹自杀。
目前有几位“学者”可以称得上是“右翼”，但影响力远不及三岛。主张“反对‘自虐史观’”、“肯定‘大东亚战争’”、“否定远东军事法庭”、“反美”、“改宪”、“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威胁论”等等。“新历史教科书”的背后，就有他们的影子。
在媒体方面，右翼的攻击对象是有进步取向的《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我3月份在《朝日新闻》上载文，批评日本媒体借饺子中毒事件，煽动反华厌华情绪，就有人匿名寄明信片到学校给我，开宗明义就是：“北京五轮(奥运)粉碎”。这不过是“右翼”的小爪子。也有在网上开骂的，就是所谓新兴的“网络右翼”了。另外，还有煽动仇华、厌华的“产经”等报刊，被日本的“左翼”揶揄为“营业右翼”。
 
“鹰鸽”大战是常态

国内一些媒体往往不加说明地突出转载《产经新闻》的文章，使人感到日本舆论好像都是反华的。其实，《产经新闻》之类，“右翼”色彩太浓，日本人往往一笑置之。以此代表日本人的对华观，有失偏颇。

在政界，一般不称“左右”，而用“鹰派”、“鸽派”，或“保守”、“革新”来区别。而且，自民党内鸽派不少；民主党内鹰派势力也很强。在国会的争论，除了海外出兵、改宪之类，大多是利益集团的冲突。
近年来日本国会内的武斗很罕见了。有时在野党会在表决时群起抢麦克，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发言者受到嘲骂而极少回口，是日本议会的一大风景。新人还要学如何嘲骂。动手是不行的。曾有个摔跤出身的议员就因为用水泼嘲骂他的议员，受到25天禁止进入国会的处分。
国会内的卫士很厉害，既不能动武又要维护秩序。3月30号，自民党要在众院强行通过汽油附加税法案，但众院议长河野被民主党议员堵在议长室。还是卫士将他团团围住，送入会场的。
其实，鹰派、鸽派也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说清的。比如，一般认为应该由鹰派掌握的防卫省(厅)，而有好几任防卫大臣(长官)都是鸽派。现任大臣石破茂看上去“鹰”得很，对中国的态度也很强硬，但他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认为“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推行侵略的借口；反对日本“持核”。
(责任编辑：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