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鲁迅已成为当代中国大陆学界的一股时髦。然而，从总体看，“颠鲁派”们真正从鲁迅的思想成果和文学成果上进行颠覆的并不多，也显得苍白无力，难以服人，而大量的则是对鲁迅的人身攻击，以及各种中伤、猜测、流言，其中的根据要么荒谬绝伦，不值一驳，要么云里雾里，不可捉摸，要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中加到鲁迅头上的一条耸人听闻的罪名，就是鲁迅是汉奸。
鲁迅先是被说成亲日派（又被说成亲俄派，而日俄当时为瓜分中国已闹得不共戴天，看来惟一的解释，就是鲁迅是既拿着卢布又拿着日元的双料间谍了），继而被说成汉奸，最后在一些人的猜测中就成了日本特务了。所以鲁迅的汉奸罪名是被人从狱火中炼出来的。好吧，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些人是怎样“炼”鲁迅的，也顺手把“炼”鲁迅的人“炼”一下。
鲁迅先是被说成亲日派（又被说成亲俄派，而日俄当时为瓜分中国已闹得不共戴天，看来惟一的解释，就是鲁迅是既拿着卢布又拿着日元的双料间谍了），继而被说成汉奸，最后在一些人的猜测中就成了日本特务了。所以鲁迅的汉奸罪名是被人从狱火中炼出来的。好吧，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些人是怎样“炼”鲁迅的，也顺手把“炼”鲁迅的人“炼”一下。
先看一位普通“颠鲁”网民的独白：“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被强加了一种观念：鲁迅是中华民族之魂！这有1936年鲁迅逝 世时身躯上所覆盖的“民族魂” 旗帜所证……到 了今天，我忽然问自己一个问题；鲁迅是不是汉奸？ 正是从鲁迅之死开始，我才开始怀疑鲁迅的人格，怀疑他作为中华民族族魂的资格！ 想想看，鲁迅是死在怎样的时代？1936年末！！！ 这个时代是什么概念？一方面，小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从甲午之战后成为中国头号仇敌……另外一方面，……面对气势汹汹的小日本帝国的杀机，为了在极短 时期内达致国家现代化之路，蒋介石先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军事上，对外引进德国、美 国先进军备，对内采取宽容政策，……在经济财政 金融政策上，从1927年到1937年间，国民党改两为元，实施法币，收回关税自主 权，统一烟酒盐政，大办交通建设，建立完整银行体系，开矿兴业，支持国货，使中国的 经济发展以年增长率百分之二、三十以上的速度成长，在文艺上，各种思潮涌现、名家繁星罗列……在这个时代，我们听到了属于真正族魂的歌曲《黄河大合唱》，听到《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听到战士们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听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以说，从北伐之后到抗战之前的十年，是中 国迅速医治封建创伤民族贫弱恢复健康保存体力的十年，是厉兵秣马整肃军纪强化国防扩 大外交备战强敌的十年！然而，这一切的一切，你能从鲁迅的文章中看到吗？你能从鲁迅的几百万言所谓大作 中看到日本的杀气腾腾迫在眉睫的威胁吗？你能从鲁迅的几百万言所谓大作中看到国民政 府的哪怕是一个积极的进步吗？”
不知这位先生有没有认真读过鲁迅“几百万言的所谓大作”，如果读过，他又凭什么说鲁迅的文章中没有日本“杀气腾腾迫在眉睫的威胁”，好吧，我们不妨从鲁迅的文章中信手拈来一段，看是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鲁迅 （“友邦惊诧”论）
看了鲁迅这一段话，不知这位朋友作何感想？在鲁迅的这篇文章里，满眼都是日本人占领东北后“杀气腾腾迫在眉睫的威胁”：大学逃散，日本人看到学生模样的人就枪毙。而恰恰是被这位朋友赞誉为抗击日本侵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的国民党政府，却以“友邦惊诧”的借口加给要求政府抗日而请愿的学生以种种罪名，并加以镇压。这种反差如此强烈的情境，这样干出如此亲痛仇快的国民政府，你让身为公共知识分子子的鲁迅，能不焦虑悲愤，能不痛加抨击吗？你又如何让嫉恶如仇的鲁迅去赞美这个国民政府“哪怕是一个积极的进步”呢？
当然，不能以一篇文章论历史，也不能以一个事件说是非，更不能以一家之言评功过。无论颠鲁派们怎样从一些历史细节上对鲁迅实施人身攻击，绞尽脑汁把汉奸这顶帽子戴在鲁迅头上，比如日本进攻上海，鲁迅却躲在租界里不敢出来呀，鲁迅在某篇文章里为日军辩护呀，鲁迅的杂文里对日军暴行抨击不多呀等等，但这些都是不算数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外族入侵时刻的基本态度，是要看他的大的立场对不对，只要民族大节不变节，他以什么方式来表达这个立场，是不能横加干和强求一律的。比如词曲家在歌词里写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你却不能要求杂文家在文章里也尽写这些口号式的东西，那还是不是杂文？再比如文学家们在自己的作品里发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号召，你总不能强求他们到战场上和鬼子真枪实刀地干，否则就有汉奸嫌疑，这样的逻辑谁受得了！而文学家的武器就是文学，而不是枪炮。
然而，在中国，看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时刻的民族大节和基本立场，更重要的还是要看他对政府的态度。我们知道，中国以往的历史，包括现代民族国家草创时期的历史，其中任何一个时代的政府都是专制政府。这些政府在对待外族入侵问题上的态度和作为，都有共同的规律可循。概括起来，这些态度和作为有三种基本情形。
第一种，抗战比较坚决，保疆卫土，努力而为。但是，一个中国皇权时代的专制政府，其抗击外族入侵的核心动机决不是安民保境、民族大义，而是如何保住手中的君权和皇帝的极乐世界。由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君权的根本利益同为一体，所以积极抗战是保住权力的路径之一。当然，皇帝们想当民族英雄名垂青史的虚荣心是有的，但那只是虚荣心，一旦权力不保生命堪忧，则立马把这虚荣心扔到瓜哇国去了。然而，正因为抗战旗号下掩着保住“一家天下”的私心，所以这“积极抗战”常常会走向两个极端。一极是以保边御敌为名，穷兵黩武，盲目扩张，以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对待境外各民族，结果领土是扩大了，外族被暂时征服了，但却付出了穷尽国力民力、激化民族矛盾的沉重代价，甚至导致更加严重的内外危机。如西汉的武帝、唐朝的玄宗帝。而当外敌过于强大，便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我们说的第二种情形：皇帝怯战，贪图安逸，只想求和，不想抗战，从而贻误战机，抵抗不力，在外交和军事上犯下致命错误，致使国土分裂，丧权辱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战必亡，和可存”的“汉奸”理论往往占了上风，对敌国提出的无理要求一味退让，以为这样就能求得对方罢手，换来和平。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还有第三种情形，即外敌入侵时，国内政治已不统一，有着一方或数方割据势力在觊觎着中央政府的“君权”。这种情形下，对“家天下”来说，最危险的敌人往往不是外敌，而是企图直接夺他政权的内敌，因此，政府通常的选择不是和内敌联合起来共御外敌，而是相反，和外敌讲和、妥协，退让，甚至出卖民族利益，引狼入室共对内敌。像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共御外侮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极少发生，而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是由多方原因促成的，如国家政治的进步、知识阶层的觉醒和敦促、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民众的压力以及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兵谏等等。
“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这三种情形都有，而且彼此交融，十分复杂。对内方面，不仅有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割据和其争天下，而且国民党内部因约法之争，蒋介石胡汉民矛盾激化，宁粤对立，国民党及其政府面临着分裂的危机；对外方面，日本对中国领土虎视耽耽，且国力远胜于中国。此时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决策者蒋介石，处于多重的必理矛盾之中。其一，平心而论，蒋介石并非性格懦弱的“怕死皇帝”，他也痛恨日军的嚣张气焰，也有抗战御敌的决心和信念，然而，他受国内主和派的影响极深，对“战必亡”谬论几乎深信不疑，尽管日记中数次发狠要领兵北上与日军玉石俱焚，一死报国，但又往往以“救亡责任”掩饰其对日军的惧怕心理，于是在“战，国亦亡；不战，国亦亡”的悖论中，蒋介石总是在战与不战的矛盾心理中徘徊；其二，尽管蒋对胡汉民及其“粤”派们的分裂行为深恶痛绝，切齿大恨，但蒋十分清醒，国民党真正的心腹大患则是南方中共领导的红军，前者夺他在党内政府内的个人权力尚可容忍，后者要夺他整个国民党的天下，蒋是万万不能容忍的。因此，在“九一八”之前，蒋就有“不先剿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则不能攘外”的理论。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开始化解党内冲突，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其三，基于中日两国实力悬殊，蒋介石认为抗战既然不可避免，要有胜算的希望，就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而准备就必须有时间，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全面抗战，仗必输，国必亡，而且亡得更快。于是根据以上种种因素，蒋介石关于抗战救亡的总体思路就出来了。概括起来有如下几条：第一，中共的武装割据是国内最大的内患，不消灭中共红军则国家不能统一，而国家内乱则无法进行抗战，因此，要抗战，先剿灭“共匪”为第一要务；第二，全面抗战必须争取相当长的准备时间，在国家财力、军力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必须对日寇的挑衅采取忍让策略，即不要刺激他，不要给他留下任何进一步扩大挑衅的借口，要以外交手段和借助国联及国际力量和平化解中日冲突的策略为主，尽量避免和日军直接的武装冲突；第三，国内一切反日宣传和各社会团体的反日活动必须加以严密控制，以防刺激日本人，在抗战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授其以柄发动全面战争。
其实，这条思路的核心，就是在内患未除、抗战还没准备好的情况下，对日军的眈眈虎视和步步蚕食，采取克制、退让、和平化解的“外交策略”，甚至不惜以“空间（领土）换时间”。一句话，不抵抗主义。我们看到，这条抗战思路是绝对错误的。它不仅包藏了中国皇权历代政府在对外入侵政策上一切以“君权”政治利益为核心的极大私心，而且其怯战、退缩心理以及必然导致侵略者变本加厉得寸进尺严重后果的历史错误，和以后成为英国首相的张伯伦对希特勒德国的绥靖政策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中国历代举凡因外族入侵而亡国的王朝，其灭亡的主要原因往往不是敌国的强大，而是朝廷的极端自私和严重错误。蒋介石极其错误的抗战思路，尤其是加紧内战、对日一味忍让和扑灭民众的抗战热情的种种倒行逆施，极有可能在中国在本可不该亡的情况下真的葬送中国。而九一八事变，正是这种抗战思路的恶果之一，尽管张学良承担了丢失东北的全部责任，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才是丢掉东北的真正祸根。我们不妨来看看，这种不战即言败的“不抵抗主义”在九一八事变中是如何长日寇威风，痛失武装抵抗以重挫日军锐气的良机的。《国际先驱导报》今年9月19日就日本人眼中的“九一八”刊发了一组稿件，其中写道：“日军攻占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地北大营，是九一八事变最关键的一步。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这是一场异常窝囊的交锋——北大营守军东北军边防第七旅在日军攻击下，由于接到‘不抵抗’的命令，大部未经战斗即撤出营地。第七旅总兵力八千人，装备精良，而进攻的日军不过六七百人，十几倍于日军的东北军在日军炮击下伤亡惨重，却连自卫还击都不敢。”“在日方记者留下的照片中，显示了当时我方在沈阳的损失之惨重，仅仅兵工方面被日方夺去的装备就令人扼腕。‘步枪约十五万支，子弹300万发，迫击炮约600门，炮弹约40万发，山、野、重炮约250门，炮弹约10万发，火药约40万磅。”而这些装备，几乎是在东北军开门揖盗中拱手让给日军。试想，如果人数占绝对优势的东北军痛击并重创日军，如果成功保卫了沈阳兵工厂并将这些装备全部武装中国军队，而不是反而武装了日军，那么即使在东北，中日军事力量的对比也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而受到严厉教训的日军也不至于胆大妄为到一而再地发动淞沪战事，再而三地制造华北事变，最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可见，在蒋介石推行错误国策的情况下，作为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宣传抗战、唤醒民众、激发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固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盯紧这个不断犯着致命错误的政府，对其错误政策和怯战心理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抨击，以团结全国政治党派和民众敦促、逼迫其改变错误政策，走到建立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武装抗战的这面旗帜下来。这才是公共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大立场，大道义。而鲁迅，正是这样做的。
从鲁迅文章中寻出片言只句以证明鲁迅“卖国求荣”，则是颠鲁派加给鲁迅汉奸罪名的另一伎俩。我们不妨试举一例。“九一八事变时，上海兴起很多抗日团体，并都有自己的徽章。在‘一二八‘事变中，凡有这种徽章被日本人发现，都被杀害，鲁迅对此总结道：‘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以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见《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
我以为，看无论哪一篇文章，首先要真正弄清作者所表达的全部原意，如果明知作者的原意是这样，而偏从其只言片语中“演绎”出和作者原意大相径庭的另外的意思，那就显得“演绎”者居心不良，或者是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了。那么，鲁迅《今春的两种感想》中的感想，原意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证明日本人本不残酷，他们杀中国人是对的，而中国青年被杀，是活该，谁叫他们反抗大日本皇军的？如果鲁迅此篇文章就是这个意思，那么鲁迅不仅是大汉奸，甚至可以说是日本强盗的帮凶了。
好吧，我们先把颠鲁派所引的这句话的全段摘录如下：“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打起来的时候，我是正在所谓火线里面，亲遇见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东北事起，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们，以前是天天练操，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人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其实，稍微有点阅读智商的人，或者了解文章时代背景的人，都会从这段话中看出作者的原意。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就完全可以看出鲁迅是以悲愤的心情和反讽的手法写下这篇演讲的。而这短短的一段话中，就包含了几个层次：第一，对“东北事变”（九一八）和上海事变（淞沪战事）的“不甚了了”，暗喻了国民党政府对抗日舆情的压制和封锁；第二，“死命的逃死”，“打牌仍旧打牌”、“跳舞仍旧跳舞”，讽剌抨击了上流社会达官贵人在亡国之际仍然“歌舞升平”的丑恶现实；第三，“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其中当然有指被日军捉去的，但也暗指被国民党政府以“通共”甚至抗日等各种罪名捉去的青年，而一捉去就“不知下落”，足见捉人者的残酷；有了这三层铺垫，作者才说到正事。正事非常简单：上海的抗日团体都发徽章，日本兵来了就凭这徽章捕人杀人，而这些年轻人明知道徽章会带来性命之忧偏偏又马马虎虎不把这徽章扔掉或藏好，于是大家就觉得不平，认为日本人太残酷……
平心而论，如果当时攻占上海的日本兵仅凭抗日团体的徽章作为所谓“证据”杀人，而不是像后来占领南京那样见人就杀，那么避免被杀的最好方法是扔掉或藏好徽章，还是仍然随意将徽章放在身边却大骂日本兵“残酷”？为什么政府、各抗日团体明知日本兵凭抗日团体徽章杀年轻人，而不提醒他们扔掉或藏好徽章？为什么连他们的父母也不提醒？中国人连生命攸关的事情都如此马虎，实在令人悲愤和不解！其实，当鲁迅用日本人的认真来反衬中国人的马虎时，已经用了反讽的手法，把“安和豺狼论道？岂与蛇蝎说理？”的意思作了前提：日本兵在认认真真地杀人，而我们的年轻人却在马马虎虎地送命！鲁迅的痛惜和悲愤之情，已跃然纸上！
而一提到日本人的认真和中国人的马虎，就会涉及到两国的国民性问题。二战期间，日本人和德国人都以认真著称。但认真这样的民族性格一旦用于杀人，便和兽性融为一体。据说，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技术和操作程序如同缜密的工艺流程，设计得十分科学而精致。一个温文尔雅的德国军官，爱着他的妻子，宠着他的女儿，在家绝对是一名好丈夫，好父亲，但在屠杀犹太人的“工艺流程”中，却异常冷静地、细致地、认真地、一丝不苟地操作着，其平静怡然的心态仿佛正在制作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就是德日法西斯魔鬼——理性和兽性、认真和杀人融为一体的心理图案。但中国人呢？中国人骨子里的不认真即马虎或曰麻木，总是和“奴性”分不开的。鲁迅在此文中不无痛惜地指出，这些青年人即便按日本人定下的罪名，往往死得也很冤，比如学生军的操练，就有练一气就不练的，而一些抗日团体，“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可是并不一定抗日”，“只是作戏似的”。一些国人对待救亡图存这样的国家大事，为什么马虎以至麻木不仁到如此地步？从深层次上说，便是奴性使然。因为国家向来是主子的国家，权力向来是主子的家私。而主人则一直提倡奴仆“莫谈国事”的。等到国家将破急需奴仆上阵时，才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旗号挂起。但在中国，无论是主子还是奴才，并非对待一切都不认真，惟有对两样东西的认真，甚至还要超过日本人德国人。一样是主子手中的权柄，另一样是奴仆鼻尖上的利益。而这两样的认真，都可以直通兽性上去。比如前者，为了手中的权柄，就可以把整人、杀人这样的事认真到超过日本人和德国人。你听说过一场战役后“坑俘”就达几十万人的吗？杀完三代还要诛灭“九族”，这样的斩草除根认真不认真？屠刀快不快？“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如此杀气腾腾指令仿佛时隔不远，言犹在耳吧？还有，镇压反革命要按人口百分比下指标，揪出右派也要下指标，揪“牛鬼蛇神”、深挖五一六继续下指标——还是同理，宁愿冤枉一千，不可漏网一个！而奴仆们为了鼻尖上的那一点利益，完全可以把生命视同草芥，把同类视为猪狗。因为其主人一直是这样对待他们的，他们对待同类也如法炮制。别的不说，就说眼下的事。一位农妇种了一畦用剧毒农药喷洒的青菜，专卖给城里人吃，不仅自家人不吃，连自家的鸡也不给吃，因而在她眼里，城里人哪里是人？分明连她家的鸡都不如。
哈，扯远了。但这一扯，我们就大抵清楚，鲁迅此文关于中国人的不认真以至于麻木，为什么会延伸到对国事的作戏和对生命的冷漠。且继续看：“我那时看见日本兵不打了。就搬了回去，但忽然又紧张起来了。后来打听才知道是因为中国放鞭炮引起的。那天因为是月蚀，故大家放鞭炮来救她。在日本人意中以为在这样的时光，中国人一定全忙于救中国抑救上海，万想不到中国人却救的那样远，去救月亮去了。”至于中国人其时为什么竟想着救月亮而不救中国，则是因为“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讲个人主义，或者远而至于宇宙哲学，灵魂灭否，那是不要紧的。但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一讲社会问题，那就非出毛病不可，这是有验的灵药，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
而这些被捉去的青年，“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由来已久了……”
日本人在认认真真地侵略、杀人，而中国人则在马马虎虎地抗日、丢命，至于那些达官贵人，“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而老百姓宁愿去救月亮也不想救中国，或者关心一下那些因“社会问题”而被捉去的年轻人的生与死——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原意——一颗痛心疾首、椎心泣血的拳拳之心的悲愤、呼喊和痛诉。
这就是鲁迅。
我想，以这篇演讲作为鲁迅汉奸的罪证之一，是否会适得其反，反衬出泼污水者灵魂的卑劣和龌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