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为衰落作准备

中国要为衰落作准备(ZT)

 

2012-01-06 05: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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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是个世界大国。这一不可争议的事实，向当今所有的中国人提出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挑战：怎样做大国？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向想象得那么简单。历史上，从罗马帝国到大清帝国，未能有效地回答这个问题的大国，都走向了衰亡之路。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的国家。它们如何回答，将决定两国未来的命运。

为什么说中国是个大国？不妨看看基本的数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2008年中国的GDP达到四万四千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十四万亿多美元）和日本（四万九千亿美元），超过了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三万六千多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在2010年中国的GDP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经济学家们还经常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核算GDP，那就是购买力。对购买力的估算最简单的解释是：因为各国生活费用差距相当大，每一个美元在不同地方能买到的东西也不一样。中国因为物价相对便宜，十美元能买的东西比在美国用同样十美元能买的东西要多。如果按照货币在各国的这种实际购买力来估算，GDP就会重新排座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这种方法估算的结果是：2008年美国GDP以同样的十四万亿多美元排名第一；中国则以将近八万亿排名第二；百物腾贵的日本，GDP总量仅为四万三千亿，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屈居第三；印度则以三万两千多亿上升到第四（在以美元面值计的常规GDP榜上仅排名第十二），德国以不到三万亿跌到第五。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领先于印度，在未来十年，美国和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有经济影响的大国。当然，我们还不应该忘记许多经济学家的预言：再过三十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这些统计数字和理性的预期来看，已经没有人能说中国不是个大国。

但是，统计数字还揭示了另外一面。中国成为大国，主要在于中国有十三亿国民所构成的世界第一大人口，并不说明中国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准。庞大的经济总量被十三亿一除，一下子就变得很不足观了。再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以美元面值计，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三千三百多一点，在179个被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04位，如果以购买力估算，则以不到六千美元排在194个被统计国家和地区的第100位。连萨尔瓦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纳米比亚、安哥拉等等听起来很落后的国家，也排在中国之前。这就形成了我所谓的“大国小民”综合症：经济总量的壮大使许多中国人有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大国意识，觉得自己在世界上应该有相当的发言权，甚至可以“摆摆大”。但是，真正落实到个人层面，大部分中国人则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自己还属于世界上贫困的一族，经济力量甚至还不如被人看不上眼的非洲、拉美一些小国的国民。更何况，中国的发展是经济改革优先，政治改革滞后，小民百姓的基本权利还没有得到充满保障，还没有建立有效的政治渠道，让普通公民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务有足够的发言权、参与公共决策。大家不仅是经济贫民，而且是政治小民。大国意识的膨胀和这种小民的无助感相互撞击、冲突，自然产生了强烈的心理挫折。所谓“中国不高兴”的口号一呼百应，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遗憾的是，以“不高兴”的心态是很难当大国的。人在“不高兴”时作出的决定经常是基于情绪（而且多是恶劣的情绪）而非理性。这种决定的错误性自然导致更“不高兴”的结局，并接着触发下一轮的“不高兴”。如此恶性循环下去，“不高兴”就会演化为压抑、愤怒、疯狂…具体而言，“不高兴”的民族主义心态强调的是大国“应有的地位”，把个人层面的挫折感归结为国家的国际地位被低估、归结为外国亏待了自己，进而激发极端的排外、仇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却忽视了这种挫折感的根源其实还在于“小民”、“贫民”的现实，在于我们国家自身的原因。这是典型的通过对外发泄而躲避自己问题的弱国心态，和大国的地位很难共存。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不久前，国内有一股强劲的“航母热”，甚至掀起了民间捐款造航母的运动。在中新网论坛“中国造航母，你是否会捐款”的调查中，近万名网友投票和参与讨论，超过八成网友表示愿意捐款。其中，77.53%的网友表示愿意无条件捐款，只因自己是个爱国者，8.15%的网友表示愿意捐款，但会量力而行。有网友留言说，“只要中国建造航母，我愿意捐出一个月工资”，更有网友表示“愿意捐出一年的工资，以支持建造航母”。

我看到这种现象，心中不免吃了一惊。首先，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拥有强大的财政机器，能够有效地支付国家的种种职能、特别是国防职能。靠民间捐款维持军力，往往是国家贫弱或破产的症侯。这种破产国家本应与中国当今的国力相差十万八千里。“航母热”的导火索，是最近的南海海域争端。中国是世界上领土第三大的国家，有漫长的边疆，加上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开始得晚，和邻国之间在边界上的历史遗留问题自然比较多。但是，这和国家安全受到巨大威胁完全是两回事。作为大国，处理这些事务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大可不必抱着半殖民地的心态，动不动就觉得别人要来瓜分自己。在南海和中国有海域争议或潜在争议的诸国，最大印度尼西亚，GDP不过五千多亿美元，相待于中国的八分之一；马来西亚不过是两千多亿美元的GDP，不足中国的二十分之一，甚至远远顶不上一个广东；菲律宾一千六百多亿，越南不足九百亿，加起来也不过中国的四分之一。和这些国家有一点小争端，如果换上老挝、柬埔寨，也许会演成举国动员的危机。中国这么一个世界大国犯得上吗？这种心态，是属于大国还是小国呢？更不用说，近些年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军事战略讨论中都特别强调航母这种大型战争机器的过时性，无法适应二十一世纪的战争。大家倾注资源发展灵活快捷的高技术小型武器，如无人驾驶飞机等等。可见即使真有国家安全问题，航母也未必是个良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大国小民”需要的未必是真正有效地捍卫国家利益，而是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要解决的是高不高兴的问题。航母规模巨大，有威风，更象个大国宣言。这是“航母热”的重要根源。

中国是否要建航母，还是留给有关决策部分审慎考虑。但“航母热”帮助我们揭示出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这种“不高兴”会导致更“不高兴”。大国当然有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妨问一问：作为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不管你生活在北京、上海等沿海发达城市，还是甘肃、贵州等落后的内陆地区，你最大的不安全感从哪里来？究竟是外国军队入侵、自己马上成为亡国奴？还是生了病去不起医院、干活拿不到工钱、下矿井一去不归、退休后丧失了生活来源、或者房子被人强制拆迁？

本书写作的一个基本预设，就是认为后者才是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影响最大、中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本书所讨论的，也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深信，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才能高高兴兴地做大国。

本书虽然叫“怎么做大国”。但大国仅是一个背景，一个生活场景。书的核心是人，是中国人的生活。在讲到中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体时，我要探讨的是这究竟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离开了人，经济总量在世界排第几并不重要。三十多年后，也许中国的GDP确实会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许多人为这一远景兴奋不已，甚至“不能不看好中国”。但是，这些人往往没有意识到，在鸦片战争时，中国同样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个地位，大致到太平天国以后才被美国取代。难道有人想回到那样的时代吗？

所以，做大国不是坐在GDP的头把交椅上自我陶醉，更不是站在这把交椅上大喊大叫“不高兴”。做大国的目的是做“大民”，让中国人生活得有保障，有尊严，有价值。

以人为中心，自然就要讲人口。所谓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样的地位，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其实对中国而言并不新鲜。至少从宋代到清末，中国当了几百年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中国当了至少一千多年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则很快就会失去。到2030年，印度就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表面上，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这一政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孩子少了，被抚养人口少了，教育开支少了，中国可以全心全意地把资源投入经济建设。但代价是未来几十年的人口老化。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有个衡量人口老化速度的尺度，即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增长到14%所用的年份。法国是从1865到1980完成了这个过程，用了115年，美国将在1933-2013年间完成这一过程，共69年，日本是迄今为止衰老最快的主要发达国家之一，在1970-1996年间用了26年时间走完这一过程。中国将和日本一样，在2000-2026年期间用26年达到这样的老龄化。看看日本就明白，因为用26年走完了美国69年的过程，虽然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在八十年代国民所得超过美国，但九十年代背上老龄化的负担，进入了所谓“平成不况”，经济停滞，甚至出现过负增长，2008年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GDP仅为34，100美元，和美国（46，859美元）已经不在一个层次。美国因为出生率在发达国家中较高，又不断引进年轻的、生育率高的移民，未来几十年（特别是在老龄人口比例达到14%后）人口老化速度减缓，甚至会比中国的人口年轻。中国则在2026年六十五岁老年人达到人口的14%后和日本一样继续急速老化。日本自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轨迹，自然对中国有相当的参照。

一个老龄化的国家和一个年轻的国家自然有不同的经济战略。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强调的问题。几年前，我提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具体针对的是周其仁先生的“衬衫经济学”和他那个“不能不看好中国”的乐观态度，实际上是对中国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反省。中国靠低端的制造业、靠来料加工、靠给外国公司制造衬衫鞋袜等等达到经济起飞，这在一穷二白的起步阶段本来无可厚非。特别是在拥有大量年轻廉价的劳动力时，这样的战略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相对优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济起飞和一些石油国家的繁荣有着非常类似之处，那就是依靠资源发展。只不过中国的资源不是石油，而是人力，是被外国人描述为“庄稼”一样的老百姓，你只要收割就行了。但是，这些资源很快就会枯竭。计划生育的一大代成为主要劳动力后，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就消失了。一个大国的经济战略，当然要有至少二、三十年后的战略设想。

日本经济起飞二十五年时，已经创造了一批世界级企业、世界级品牌，并把日本转化成高工资、高福利、高附加值的三高经济机器。这种建立在高技术之上的经济，每件产品赢利都比较大，劳动生产率比较高，每个日本的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比较多。这样，当人口老化、劳动力供应减少后，因为每个劳动力的产值较高，就大大缓解了人口老化所带来的经济冲击。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虽然经历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后，依然能够以几乎是世界最老的人口维持其经济竞争力的原因。

中国经济起飞二十五年时，则基本没有世界级的企业和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大多只能在别人的牌子底下搞利润最低的来料加工。而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速度，和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是一样的。中国靠什么缓解日本式的老龄化冲击？如果日本以如此高附加值的经济都无法避免九十年代以来的衰退的话，等着中国的将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现在不思索就会太晚了。

我曾经打过这样的比方：经济就象人一样。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还没有受多太多教育，经验也非常浅，但是有一身强壮的肌肉，他当然是个打工的好料子，靠扛大包能挣不少钱。但是，如果你是位负责的长辈，你就会劝说他，扛大包可以，但要适可而止，挣点钱可以去读书，日后可以避免找个更高层的工作。毕竟你不能永远这么扛下去，年纪大了就扛不动了。“衬衫经济学”则根本不考虑这个小伙子会老，于是不断给他打气：看看，你干这行比谁都好！要一直这么干下去。这是你的优势。我的基本观念是，中国的经济在十七八岁刚刚起步时可以扛大包，但必须想到五六十岁的时候该怎么办，要有以后怎么当经理或工程师的长远考虑。大概各国的情况都是如此：干粗活、端盘子打工的以年轻人为多，ＣＥＯ等等领导层，则多是更有训练和经验的四五六十岁的人。如果中国经济步入中年但还在打工，这个经济就有问题。

我能想象“衬衫经济学”派对我的批评：打工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你要强行走高端的路，就是要刻意增强政府干预，人为地提高劳动力成本，这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去！要回答这一批评，就必须超越经济学的范畴来讨论问题。这也是我下几部分的中心。

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流行一种“经济学原教旨主义”。仿佛一离开经济学来讨论经济问题，就是反市场经济。事实上，任何市场经济都是镶嵌在一定的政治、社会、文化、和道德框架中的。比如，成熟的民主制度，是市场经济的最理想的政治框架。在这种制度下，公民可以通过由选票所塑造的政治权力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由纳税人的钱所建立的公立学校体制、医疗和退休等等社会保障制度，都是政治权力介入市场经济的结果。这种介入，也保障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在文化和道德层面，西方所信奉的“信托责任”，要求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必须为他人利益考虑，甚至在许多时刻要他人利益优先。这种价值观念本是从基督教的传统而来，甚至有反市场规则的因素，但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被法律化，也成为约束和维护市场经济的重要武器。

这也是我下面几部分要讲的问题。这里最敏感、却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框架。如今，中国的主流社会已经意识到了民主的价值，并正在摸索中国独特的民主之路。在我看来，最现实可行的路主要应该从基层走。村民自治的基层选举就是非常好的开始。市场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国家从经济领域退出开始，即所谓“放权”、“搞活”。这种国家权力的退出，应该从经济领域延伸到行政领域，让社会自己管理自己。用我的说法，就是从经济承包走向政治承包。基层自治体有效地发挥管理职能，不仅能够减轻国家的财政意识，而且还能让老百姓尝到当家作主的滋味，强化了他们的国家认同。

薛涌

信仰缺失威胁民族命运

作者：刘亚洲

     善良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能力。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一个人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一个民族的道德高低就重要了。一个官员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一个执政集团的道德高低就很重要了。好人可能错用坏人，但是坏人绝对不会错用好人。我们对干部进行这么多考核，但翻开干部履历考察表，居然没有一条是对干部的人性道德进行考核的标准。这促使我们的干部不必对下，更不必对自己承担什么道德义务，只要“唯上”就路路皆通。

    今天，中国一切问题都指向制度，而一切制度的问题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指向宗教。道德就是文化。道德是不是宗教的一种表现形式呢？我还在思索这个问题。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改善之处。民族性就是道德。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举反腐败为例。惩治腐败并不能根除腐败。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办法，但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从文化入手。

    中国的三个主要宗教：佛教、道教、儒教（我姑且把儒学也称为一种宗教），对中国人形成今天这样的心理状态和道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证明，这三个教根本无法振兴中华。

    让我拿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宗教做个对比。中国文化教育我们“人之初，性本善”。西方的宗教正好相反，它认为人生下来是恶的，人的本性也是恶的。因此，他要限制你，反思你。

    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不少人经过“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东西在哪里呢？最黑暗的东西在人的心中。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非常肮脏的一面。西方文化把这个剖露出来，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东方文化是把它包起来，养着它。西方的教堂有忏悔室，进了教堂之后，就把心灵的东西向神述说，把丑陋和肮脏的东西向神诉说了，他就轻松了，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我在美国时曾在教堂外坐了一整天，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景：人们总是愁眉苦脸地进去，神情轻松地出来。后来我才渐渐了解了其中的奥秘。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心态和心灵特别健全的人。

    人是有欲望的，但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必须由自己（而不是由别人）克制自己的欲望。中国人不会克制自己，不会对自己进行心灵拷问，于是他就去克制别人，去拷问别人。鞭笞和拷问自己是痛苦的。只有心中永远有信仰，有对永恒的神的信仰，才能如此。很多人去过西方的教堂，那里的神是以一种血淋淋的、受苦受难的形象出现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圣母不是流血、就是流泪。那实则是人的化身，是人的苦难和思考的化身。西方宗教里的神看似是神，其实是人。耶稣的死亡就已经完成了他从神到人的蜕变。只有人才能死。（准确的说法是“道成肉身”——引者注）

    而中国的庙宇的神才是神。你看那些神的形象：大腹便便，无忧无虑，嘻皮笑脸，享受着人间烟火，个个吃得脑肥肠满。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不是吗？因为要办成某件事，向神祈祷，用钱买了香点上，或放上瓜果之类我们人间吃的供品，默默许愿。这不是贿赂是什么？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中国人进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苦难。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

东方宗教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这就是东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


    西方的教堂总是建在城市中心，与民亲近。中国的庙宇总是建在深山老林中，与民疏远。

    我曾说过中国人基本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不是指没有信仰的形式。恰恰相反，中国人信的东西最杂，包括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再说深一点，就是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种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关心范围扩大到家庭、甚至个人以外的。如果扩大出去，一定就是伤害别人。这样的民族怎么能不是“一盘散沙”？

    在西方国家一辆车要坏到公路上，几乎所有的车都会停下来，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在中国，绝大多数车都会扬长而去，好不容易停下来问你，我可能还怀疑，你干什么？你有什么目的？一滴水珠是非常小的，但这个水珠确实能把整个太阳包容进去。

    千年来，东方和西方的竞争中，西方胜利了；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竞争中，西方宗教胜利了。宗教的胜利是什么样的胜利？我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上的力量。中国人所缺少的，正是西方人所拥有的。
（作者刘亚洲将军现任国防大学政委）

揭残忍的中共人海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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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笼统地谈论林彪的战术如何“残忍”，不如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林彪的官兵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听从那些“残忍”的命令，一上战场就“疯了”？

　　黄仁宇先生的回忆录《黄河青山》讲述的一个细节引起我强烈的兴趣：林彪当年如何用“人海战术”与国民党军队作战。

　　“人海战术”的背后

　　读到书中有关林彪的“人海战术”那一段时，我发觉事情并没有太超出我的想象。黄当时作为郑洞国将军的副官前往东北参加接收工作，恰好赶上1946年5月四平街战役结束。他写道：“我们抵达前线时，刚好是战役结束后没几天，看到铁轨旁和田野里散布着无数的尸体。一位新一军总部的参谋对我形容何谓‘人海战术’。他说：‘他们会在前线摆出一千人，但空间只有几百码宽，通常只能容下一个连。你会想：这些人不傻，他们只是疯了！但让我问你：你可以砍杀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这些人的后面还有数百人在那里。相信我，他们绝对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机关枪！’”至于为什么这些士兵能如此效命，黄相信林彪使用了“残忍”的手段，他为此引述了战役结束后投奔到国民党一边来的林彪部队的一个作战参谋的说法：“林彪对自行撤退的将领处以唯一死刑，有一天他就下令枪决两名连长。”
　
　黄的这段描述，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并非亲历亲见，而是“道听途说”。这并不是说黄听来的事情一定不可靠，而是说当黄不再以一名国民党军官，而是以一名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写这本书的时候，使用这种听来的资料理应更加谨慎。因为，类似的说法，在国民党人当中曾十分流行，但未必十分准确。记得以前在台北国史馆做韩战问题的报告时，有听众提问：听说中共作战主要是用俘虏在前面打冲锋，出兵朝鲜，也主要是担心几百万国民党军的俘虏不可靠，因而要把他们派去朝鲜送死？

　　中共士兵是作战勇敢，还是被逼送死？站在不同的角度，难免会有不同的回答。历史学家必须深入考察表象背后的具体原因，而不能简单地把士兵尸首横陈归结为林彪“残忍”。毕竟，稍有军事史研究经历的人都会了解，在当年，枪决作战中不听命令、“自行撤退”的军官的，并不只是一个林彪，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将领同样如此。

　　关于“人海战术”，其实在美国作者描写当年中共军队在朝鲜与美军作战的书中也有写过。经历了与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大规模战争，同时受过严格单兵作战训练的美军官兵，注意到战争初期一些部队的中共士兵不顾美军优势炮火的打击，前仆后继，一波一波地发起冲锋，以致尸横遍野的情景，也曾形容中共军队这种战法是“人海战术”。但严格说来，这种“人海战术”的战法并不是中共军队作战的一种范式或主观意图使然，它具有复杂得多的历史背景。从根本上说，这其实是部队装备长期落后，影响到战术落后的一种反映。中共从1927年建军伊始，就是一支典型的农民武装。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部队的主要作战武器都是从各种不同渠道得来或缴获的制式不一的长短步枪，自动火器数量很少，火炮几乎没有，甚至连所有武器使用的火药，都是杀伤力有限的土制黑色炸药。这也是中共为什么始终不打正规战，坚持打游击战的一个原因。

　　中共靠什么提高部队士气

　　其实，当我们把当年国共内战中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当成一段历史来研究时，与其笼统地谈论林彪的战术如何“残忍”，不如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一下林彪的军官和士兵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听从那些“残忍”的命令，一上战场就“疯了”？黄仁宇先生在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说明抗战结束后的国共内战，但很遗憾，他并没有讨论两党军队之间的差别，以便说明中共为什么只用了3年时间就在军事上由弱变强，一举打败了国民党。

　　国共两党的军队是存在相当差异的，而黄仁宇先生所经历的内战期间最突出的差异，就是部队的士气和纪律。黄书中提到的张治中是蒋介石的亲信部属之一，1949年率南京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共和谈。他在谈判期间曾给蒋介石去过一封长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作为长期带兵打仗的将领，他在北平时发现，国共两军的士气和纪律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曾谈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去故宫(微博)参观，不留意间从正在行进的士兵行列中穿过，意外发现中共士兵不仅停下来让他通过，还微笑示礼。他为此感慨万千，称：如果这是一队国民党士兵，他即使不挨一枪托，也免不了要被臭骂一顿。由此他明确告诉蒋介石，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无可挽回。

　　士兵士气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19世纪欧洲人敲鼓排队迎着飞来的枪弹进攻，未必都有军官们拿着手枪在后面顶着。1900年义和团举着大刀长矛，赤膊上阵，与八国联军的洋枪队开战，也没有人在后面施加“残忍不合理”的“严苛纪律”。中共军队从1927年一路打下来，有过许多挫败。但是，它越打人越多，越打士气越高，这显然不是军官的威胁或不合理的严苛纪律所能解释的。

　　中共靠什么来提高部队的士气？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收藏有一套相当宝贵的文献资料，它们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缴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26、27军等部队作战中遗失的大量档案文件、士兵家信和日记。这些文献恰好提供了中共如何使士兵变得服从和效忠的一些证据。

　　根据缴获资料中几个连队的“政治质量统计表”可知，志愿军士兵的成分基本上是贫苦农民，党团员就占了近1/3，虽然国民党俘虏兵也占到1/3左右，但多数士兵的思想已发生转变。因此，在朝鲜战争最艰苦的一段时间里，部队虽有逃亡或临阵脱逃者，但一般仅为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强。

　　一个15岁就参加国民党军的士兵这样说明自己的转变：“在国民党中时，说解放军要杀人，心里有些怕，但是一解放过来，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对我很好，又发衣服，发两双鞋，比老同（志）还多些，我就感觉优待俘虏就是不错……在进军西南中，听指导员上课讲，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我自想，我家是穷人，以后要分地，我们就是革的地主老财的命，对革命道理我懂得了一些。”

　　另一个俘虏兵的转变也大致相同：“（在成都被）解放后，不了解共产党，想开小差，恐怕开不脱，后来在壁山经过阶级教育后，始明白了一些，知道了为自己打仗，为人民打仗。在重庆五十厂，看到有人开小差，自己也有动摇，看到又抓回来，自己也就不想开了。但对上级讲的国家胜利的形势有些不相信。”“在剿匪中，看到优待军属，人民政府照顾穷人的情形，我们直接帮助了农人翻身，更把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

　　综合这套资料中的相关材料，不难看出中共确实善于做士兵的工作。其原因概括起来大致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引导和影响：一是当时在解放军里待遇较好，官兵比较平等，鲜有打人骂人现象；二是政工人员，包括老战士，如班长等，大都随时做劝导工作，并现身说法；三是部队里动辄诉苦、阶级教育、全班学习讨论，有很强的政治氛围；四是亲眼见到和从家信中了解到部队、政府确实帮助穷人，分田分地，照顾军属。在这方面，资料中公布的美军缴获的20封来自国内亲属的信件，几乎都在讲共产党如何照顾穷人，鼓励儿子、丈夫或兄弟为国立功，尤能说明问题。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大批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因而追求进步，表现勇敢，这是很自然的事。曾读到钱文忠先生谈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一篇文章，他用了一个很传神的字眼：“劫魂”。如果知识分子都会发生这样的思想变化，农民出身的士兵们会变得服从和效忠，又何足为奇呢？

　　黄仁宇先生其实也注意到中共善于影响和整合农民的这种能力了。他在书中多次提到：抗战期间，中共把自己转变成一个农民政党，努力制定适应自然经济要求的各项政策，从而使自己成功壮大；国共内战期间，“整个乡间完全被动员整合”，“共产党已经找到使用无尽人力和乡间资源的模式，据以打造新的战争机器”。它甚至能够使农民全力为中共军队提供食物、住处、运输、急救等等后勤服务，并协助设置路障、捕捉国民党军队逃散官兵。

　　也许读者读到这里，会认为我是在批评黄仁宇先生，其实我的目的并非如此。我所要强调的是，人是感情的动物，人的思想、观念甚至思维模式，不可能不受到家庭、社会、教育以及人生经历等各种特定环境的影响。因此，无论我们如何提倡，也没有人能够完全离开既有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来看历史。主张“大历史”观如黄仁宇先生尚且不能完全“脱俗”，何况那些无此意识之人呢？

　　如果真的能够像黄仁宇先生所主张的那样，把一二百年以来的中国视为一个单位，多问些“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而不是充满激愤地质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至少能够少一点偏激与片面，更接近些真实与客观。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不佩服黄仁宇先生。事实上，曾经身为国民党的军官，又经历过国共内战，目睹并亲身体验了被共产党赶出大陆的耻辱经过，就感情而言，他完全有权利像其他许多被迫离开大陆的学者一样，利用自己的文字来表达内心强烈的情感与倾向。但是，读过这本书之后，不难发现，除了个别具体事例以外，他在讨论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的时候，表现出的却是一种高度理解的态度。他不仅极力为蒋介石和国民党辩诬，而且明确地肯定毛泽东的成就，并对共产党中国抱以期望。在他看来，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都存在着相当的历史合理性，因而不可避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大历史”观，他没有纠缠于自己的历史情结，而是深入地去探讨发生这一切的深层次历史原因，和它们对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他列举的国民党失败的那些内在的社会历史原因，无疑是过去的研究所欠缺和深入不够的问题。同样，他提到共产党成功的原因，虽然尚需深入和具体，但也明显比过去的说法更能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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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众膜拜生殖器图腾(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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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日本首都东京南部的川崎，每年都会举行一次Kanamara祭。在这个节日里，人们膜拜男性生殖器的图腾，祈祷神明能给自己带来好运气，并保佑自己的生育能力。

前不久，日本发生了500男女在公共体育馆进行有组织的集体性交，并邀请了国内外许多媒体介入报道。此事在国际上反晌很大，许多国际知名媒体纷纷评论说，日本年轻一代的集体性行为，正预示着整个大和民族在未来的30年内的性观念方面将发生巨大变化，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生活有可能从此被颠覆，取而代之的则是多男共一女或多女共一男的乱伦性爱。

果不其然，最近日本又发生了3000名裸男裸女在光天化日、众目暌暌之下，在一个露天广场进行集体的性崇拜活动。

活动中，裸男们头戴面具，身涂彩画，与同样赤裸的年轻女子进行十分放荡的性接触、性爱抚行为。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路人中有不少人对此表示理解和支持，甚至有的路人当场脱衣加入其中。

众所周知，日本是个重男轻女的国家，在日本，男性就是一切，女性必须无条件臣服于男性的意志。因此，日本此次举办的性崇拜并非我们想象的对性的崇拜，而是女性集体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

在整个活动进行的五个多小时中，有两个镜头特别发人深思：

一群群或裸露着上身、或穿着日本传统内衣的女子围着一根男性生殖器模型大跳孝忠舞，另一个镜头则是跳完舞之后，女孩子们纷纷拥上前去虔诚地抚摸那根男性生殖器模型，并面向该模型默默地许愿。

活动进行到下午4：30的时候，正式的集体性交活动即将开始，不过首先要履行一道手续，那就是先由神士(男性)在人群中挑选一位漂亮的女孩子，带到广场中央，然后大家围拢过来，席地而坐。在一声礼炮响过之后，只见神士扶着那位女孩面对面地坐在地上，然后撩开她包裹下身的布带，接着神士并拢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使劲插入女孩的私处并来回抽插。

整个过程旁人不得出声，不得发笑，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活动能否正常进行，关键看神士的功力是否得力，是否能在很短时间内让女孩达到高潮。所以，能够担当神士的男性必须是一位身经百战而且极懂女性身体特征的淫男。

鲁迅是怎样被“炼”成“汉奸”的？（我看鲁迅之二）

鲁迅是怎样被“炼”成“汉奸”的？（我看鲁迅之二）

作者： 大海之声 2011-09-30 10:01:52 发表于：博客中国

       颠覆鲁迅已成为当代中国大陆学界的一股时髦。然而，从总体看，“颠鲁派”们真正从鲁迅的思想成果和文学成果上进行颠覆的并不多，也显得苍白无力，难以服人，而大量的则是对鲁迅的人身攻击，以及各种中伤、猜测、流言，其中的根据要么荒谬绝伦，不值一驳，要么云里雾里，不可捉摸，要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中加到鲁迅头上的一条耸人听闻的罪名，就是鲁迅是汉奸。
鲁迅先是被说成亲日派（又被说成亲俄派，而日俄当时为瓜分中国已闹得不共戴天，看来惟一的解释，就是鲁迅是既拿着卢布又拿着日元的双料间谍了），继而被说成汉奸，最后在一些人的猜测中就成了日本特务了。所以鲁迅的汉奸罪名是被人从狱火中炼出来的。好吧，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些人是怎样“炼”鲁迅的，也顺手把“炼”鲁迅的人“炼”一下。

       先看一位普通“颠鲁”网民的独白：“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被强加了一种观念：鲁迅是中华民族之魂！这有1936年鲁迅逝 世时身躯上所覆盖的“民族魂” 旗帜所证……到 了今天，我忽然问自己一个问题；鲁迅是不是汉奸？  正是从鲁迅之死开始，我才开始怀疑鲁迅的人格，怀疑他作为中华民族族魂的资格！ 想想看，鲁迅是死在怎样的时代？1936年末！！！ 这个时代是什么概念？一方面，小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从甲午之战后成为中国头号仇敌……另外一方面，……面对气势汹汹的小日本帝国的杀机，为了在极短 时期内达致国家现代化之路，蒋介石先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军事上，对外引进德国、美 国先进军备，对内采取宽容政策，……在经济财政 金融政策上，从1927年到1937年间，国民党改两为元，实施法币，收回关税自主 权，统一烟酒盐政，大办交通建设，建立完整银行体系，开矿兴业，支持国货，使中国的 经济发展以年增长率百分之二、三十以上的速度成长，在文艺上，各种思潮涌现、名家繁星罗列……在这个时代，我们听到了属于真正族魂的歌曲《黄河大合唱》，听到《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听到战士们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听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以说，从北伐之后到抗战之前的十年，是中 国迅速医治封建创伤民族贫弱恢复健康保存体力的十年，是厉兵秣马整肃军纪强化国防扩 大外交备战强敌的十年！然而，这一切的一切，你能从鲁迅的文章中看到吗？你能从鲁迅的几百万言所谓大作 中看到日本的杀气腾腾迫在眉睫的威胁吗？你能从鲁迅的几百万言所谓大作中看到国民政 府的哪怕是一个积极的进步吗？”

       不知这位先生有没有认真读过鲁迅“几百万言的所谓大作”，如果读过，他又凭什么说鲁迅的文章中没有日本“杀气腾腾迫在眉睫的威胁”，好吧，我们不妨从鲁迅的文章中信手拈来一段，看是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鲁迅 （“友邦惊诧”论）

       看了鲁迅这一段话，不知这位朋友作何感想？在鲁迅的这篇文章里，满眼都是日本人占领东北后“杀气腾腾迫在眉睫的威胁”：大学逃散，日本人看到学生模样的人就枪毙。而恰恰是被这位朋友赞誉为抗击日本侵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的国民党政府，却以“友邦惊诧”的借口加给要求政府抗日而请愿的学生以种种罪名，并加以镇压。这种反差如此强烈的情境，这样干出如此亲痛仇快的国民政府，你让身为公共知识分子子的鲁迅，能不焦虑悲愤，能不痛加抨击吗？你又如何让嫉恶如仇的鲁迅去赞美这个国民政府“哪怕是一个积极的进步”呢？
当然，不能以一篇文章论历史，也不能以一个事件说是非，更不能以一家之言评功过。无论颠鲁派们怎样从一些历史细节上对鲁迅实施人身攻击，绞尽脑汁把汉奸这顶帽子戴在鲁迅头上，比如日本进攻上海，鲁迅却躲在租界里不敢出来呀，鲁迅在某篇文章里为日军辩护呀，鲁迅的杂文里对日军暴行抨击不多呀等等，但这些都是不算数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外族入侵时刻的基本态度，是要看他的大的立场对不对，只要民族大节不变节，他以什么方式来表达这个立场，是不能横加干和强求一律的。比如词曲家在歌词里写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你却不能要求杂文家在文章里也尽写这些口号式的东西，那还是不是杂文？再比如文学家们在自己的作品里发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号召，你总不能强求他们到战场上和鬼子真枪实刀地干，否则就有汉奸嫌疑，这样的逻辑谁受得了！而文学家的武器就是文学，而不是枪炮。

        然而，在中国，看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时刻的民族大节和基本立场，更重要的还是要看他对政府的态度。我们知道，中国以往的历史，包括现代民族国家草创时期的历史，其中任何一个时代的政府都是专制政府。这些政府在对待外族入侵问题上的态度和作为，都有共同的规律可循。概括起来，这些态度和作为有三种基本情形。

第一种，抗战比较坚决，保疆卫土，努力而为。但是，一个中国皇权时代的专制政府，其抗击外族入侵的核心动机决不是安民保境、民族大义，而是如何保住手中的君权和皇帝的极乐世界。由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君权的根本利益同为一体，所以积极抗战是保住权力的路径之一。当然，皇帝们想当民族英雄名垂青史的虚荣心是有的，但那只是虚荣心，一旦权力不保生命堪忧，则立马把这虚荣心扔到瓜哇国去了。然而，正因为抗战旗号下掩着保住“一家天下”的私心，所以这“积极抗战”常常会走向两个极端。一极是以保边御敌为名，穷兵黩武，盲目扩张，以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对待境外各民族，结果领土是扩大了，外族被暂时征服了，但却付出了穷尽国力民力、激化民族矛盾的沉重代价，甚至导致更加严重的内外危机。如西汉的武帝、唐朝的玄宗帝。而当外敌过于强大，便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我们说的第二种情形：皇帝怯战，贪图安逸，只想求和，不想抗战，从而贻误战机，抵抗不力，在外交和军事上犯下致命错误，致使国土分裂，丧权辱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战必亡，和可存”的“汉奸”理论往往占了上风，对敌国提出的无理要求一味退让，以为这样就能求得对方罢手，换来和平。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还有第三种情形，即外敌入侵时，国内政治已不统一，有着一方或数方割据势力在觊觎着中央政府的“君权”。这种情形下，对“家天下”来说，最危险的敌人往往不是外敌，而是企图直接夺他政权的内敌，因此，政府通常的选择不是和内敌联合起来共御外敌，而是相反，和外敌讲和、妥协，退让，甚至出卖民族利益，引狼入室共对内敌。像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共御外侮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极少发生，而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是由多方原因促成的，如国家政治的进步、知识阶层的觉醒和敦促、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民众的压力以及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兵谏等等。

      “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这三种情形都有，而且彼此交融，十分复杂。对内方面，不仅有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割据和其争天下，而且国民党内部因约法之争，蒋介石胡汉民矛盾激化，宁粤对立，国民党及其政府面临着分裂的危机；对外方面，日本对中国领土虎视耽耽，且国力远胜于中国。此时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决策者蒋介石，处于多重的必理矛盾之中。其一，平心而论，蒋介石并非性格懦弱的“怕死皇帝”，他也痛恨日军的嚣张气焰，也有抗战御敌的决心和信念，然而，他受国内主和派的影响极深，对“战必亡”谬论几乎深信不疑，尽管日记中数次发狠要领兵北上与日军玉石俱焚，一死报国，但又往往以“救亡责任”掩饰其对日军的惧怕心理，于是在“战，国亦亡；不战，国亦亡”的悖论中，蒋介石总是在战与不战的矛盾心理中徘徊；其二，尽管蒋对胡汉民及其“粤”派们的分裂行为深恶痛绝，切齿大恨，但蒋十分清醒，国民党真正的心腹大患则是南方中共领导的红军，前者夺他在党内政府内的个人权力尚可容忍，后者要夺他整个国民党的天下，蒋是万万不能容忍的。因此，在“九一八”之前，蒋就有“不先剿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则不能攘外”的理论。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开始化解党内冲突，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其三，基于中日两国实力悬殊，蒋介石认为抗战既然不可避免，要有胜算的希望，就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而准备就必须有时间，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全面抗战，仗必输，国必亡，而且亡得更快。于是根据以上种种因素，蒋介石关于抗战救亡的总体思路就出来了。概括起来有如下几条：第一，中共的武装割据是国内最大的内患，不消灭中共红军则国家不能统一，而国家内乱则无法进行抗战，因此，要抗战，先剿灭“共匪”为第一要务；第二，全面抗战必须争取相当长的准备时间，在国家财力、军力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必须对日寇的挑衅采取忍让策略，即不要刺激他，不要给他留下任何进一步扩大挑衅的借口，要以外交手段和借助国联及国际力量和平化解中日冲突的策略为主，尽量避免和日军直接的武装冲突；第三，国内一切反日宣传和各社会团体的反日活动必须加以严密控制，以防刺激日本人，在抗战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授其以柄发动全面战争。

       其实，这条思路的核心，就是在内患未除、抗战还没准备好的情况下，对日军的眈眈虎视和步步蚕食，采取克制、退让、和平化解的“外交策略”，甚至不惜以“空间（领土）换时间”。一句话，不抵抗主义。我们看到，这条抗战思路是绝对错误的。它不仅包藏了中国皇权历代政府在对外入侵政策上一切以“君权”政治利益为核心的极大私心，而且其怯战、退缩心理以及必然导致侵略者变本加厉得寸进尺严重后果的历史错误，和以后成为英国首相的张伯伦对希特勒德国的绥靖政策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中国历代举凡因外族入侵而亡国的王朝，其灭亡的主要原因往往不是敌国的强大，而是朝廷的极端自私和严重错误。蒋介石极其错误的抗战思路，尤其是加紧内战、对日一味忍让和扑灭民众的抗战热情的种种倒行逆施，极有可能在中国在本可不该亡的情况下真的葬送中国。而九一八事变，正是这种抗战思路的恶果之一，尽管张学良承担了丢失东北的全部责任，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才是丢掉东北的真正祸根。我们不妨来看看，这种不战即言败的“不抵抗主义”在九一八事变中是如何长日寇威风，痛失武装抵抗以重挫日军锐气的良机的。《国际先驱导报》今年9月19日就日本人眼中的“九一八”刊发了一组稿件，其中写道：“日军攻占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地北大营，是九一八事变最关键的一步。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这是一场异常窝囊的交锋——北大营守军东北军边防第七旅在日军攻击下，由于接到‘不抵抗’的命令，大部未经战斗即撤出营地。第七旅总兵力八千人，装备精良，而进攻的日军不过六七百人，十几倍于日军的东北军在日军炮击下伤亡惨重，却连自卫还击都不敢。”“在日方记者留下的照片中，显示了当时我方在沈阳的损失之惨重，仅仅兵工方面被日方夺去的装备就令人扼腕。‘步枪约十五万支，子弹300万发，迫击炮约600门，炮弹约40万发，山、野、重炮约250门，炮弹约10万发，火药约40万磅。”而这些装备，几乎是在东北军开门揖盗中拱手让给日军。试想，如果人数占绝对优势的东北军痛击并重创日军，如果成功保卫了沈阳兵工厂并将这些装备全部武装中国军队，而不是反而武装了日军，那么即使在东北，中日军事力量的对比也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而受到严厉教训的日军也不至于胆大妄为到一而再地发动淞沪战事，再而三地制造华北事变，最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可见，在蒋介石推行错误国策的情况下，作为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宣传抗战、唤醒民众、激发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固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盯紧这个不断犯着致命错误的政府，对其错误政策和怯战心理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抨击，以团结全国政治党派和民众敦促、逼迫其改变错误政策，走到建立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武装抗战的这面旗帜下来。这才是公共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大立场，大道义。而鲁迅，正是这样做的。

      从鲁迅文章中寻出片言只句以证明鲁迅“卖国求荣”，则是颠鲁派加给鲁迅汉奸罪名的另一伎俩。我们不妨试举一例。“九一八事变时，上海兴起很多抗日团体，并都有自己的徽章。在‘一二八‘事变中，凡有这种徽章被日本人发现，都被杀害，鲁迅对此总结道：‘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以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见《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
       我以为，看无论哪一篇文章，首先要真正弄清作者所表达的全部原意，如果明知作者的原意是这样，而偏从其只言片语中“演绎”出和作者原意大相径庭的另外的意思，那就显得“演绎”者居心不良，或者是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了。那么，鲁迅《今春的两种感想》中的感想，原意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证明日本人本不残酷，他们杀中国人是对的，而中国青年被杀，是活该，谁叫他们反抗大日本皇军的？如果鲁迅此篇文章就是这个意思，那么鲁迅不仅是大汉奸，甚至可以说是日本强盗的帮凶了。

      好吧，我们先把颠鲁派所引的这句话的全段摘录如下：“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打起来的时候，我是正在所谓火线里面，亲遇见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东北事起，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们，以前是天天练操，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人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其实，稍微有点阅读智商的人，或者了解文章时代背景的人，都会从这段话中看出作者的原意。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就完全可以看出鲁迅是以悲愤的心情和反讽的手法写下这篇演讲的。而这短短的一段话中，就包含了几个层次：第一，对“东北事变”（九一八）和上海事变（淞沪战事）的“不甚了了”，暗喻了国民党政府对抗日舆情的压制和封锁；第二，“死命的逃死”，“打牌仍旧打牌”、“跳舞仍旧跳舞”，讽剌抨击了上流社会达官贵人在亡国之际仍然“歌舞升平”的丑恶现实；第三，“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其中当然有指被日军捉去的，但也暗指被国民党政府以“通共”甚至抗日等各种罪名捉去的青年，而一捉去就“不知下落”，足见捉人者的残酷；有了这三层铺垫，作者才说到正事。正事非常简单：上海的抗日团体都发徽章，日本兵来了就凭这徽章捕人杀人，而这些年轻人明知道徽章会带来性命之忧偏偏又马马虎虎不把这徽章扔掉或藏好，于是大家就觉得不平，认为日本人太残酷……

       平心而论，如果当时攻占上海的日本兵仅凭抗日团体的徽章作为所谓“证据”杀人，而不是像后来占领南京那样见人就杀，那么避免被杀的最好方法是扔掉或藏好徽章，还是仍然随意将徽章放在身边却大骂日本兵“残酷”？为什么政府、各抗日团体明知日本兵凭抗日团体徽章杀年轻人，而不提醒他们扔掉或藏好徽章？为什么连他们的父母也不提醒？中国人连生命攸关的事情都如此马虎，实在令人悲愤和不解！其实，当鲁迅用日本人的认真来反衬中国人的马虎时，已经用了反讽的手法，把“安和豺狼论道？岂与蛇蝎说理？”的意思作了前提：日本兵在认认真真地杀人，而我们的年轻人却在马马虎虎地送命！鲁迅的痛惜和悲愤之情，已跃然纸上！
      而一提到日本人的认真和中国人的马虎，就会涉及到两国的国民性问题。二战期间，日本人和德国人都以认真著称。但认真这样的民族性格一旦用于杀人，便和兽性融为一体。据说，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技术和操作程序如同缜密的工艺流程，设计得十分科学而精致。一个温文尔雅的德国军官，爱着他的妻子，宠着他的女儿，在家绝对是一名好丈夫，好父亲，但在屠杀犹太人的“工艺流程”中，却异常冷静地、细致地、认真地、一丝不苟地操作着，其平静怡然的心态仿佛正在制作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就是德日法西斯魔鬼——理性和兽性、认真和杀人融为一体的心理图案。但中国人呢？中国人骨子里的不认真即马虎或曰麻木，总是和“奴性”分不开的。鲁迅在此文中不无痛惜地指出，这些青年人即便按日本人定下的罪名，往往死得也很冤，比如学生军的操练，就有练一气就不练的，而一些抗日团体，“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可是并不一定抗日”，“只是作戏似的”。一些国人对待救亡图存这样的国家大事，为什么马虎以至麻木不仁到如此地步？从深层次上说，便是奴性使然。因为国家向来是主子的国家，权力向来是主子的家私。而主人则一直提倡奴仆“莫谈国事”的。等到国家将破急需奴仆上阵时，才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旗号挂起。但在中国，无论是主子还是奴才，并非对待一切都不认真，惟有对两样东西的认真，甚至还要超过日本人德国人。一样是主子手中的权柄，另一样是奴仆鼻尖上的利益。而这两样的认真，都可以直通兽性上去。比如前者，为了手中的权柄，就可以把整人、杀人这样的事认真到超过日本人和德国人。你听说过一场战役后“坑俘”就达几十万人的吗？杀完三代还要诛灭“九族”，这样的斩草除根认真不认真？屠刀快不快？“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如此杀气腾腾指令仿佛时隔不远，言犹在耳吧？还有，镇压反革命要按人口百分比下指标，揪出右派也要下指标，揪“牛鬼蛇神”、深挖五一六继续下指标——还是同理，宁愿冤枉一千，不可漏网一个！而奴仆们为了鼻尖上的那一点利益，完全可以把生命视同草芥，把同类视为猪狗。因为其主人一直是这样对待他们的，他们对待同类也如法炮制。别的不说，就说眼下的事。一位农妇种了一畦用剧毒农药喷洒的青菜，专卖给城里人吃，不仅自家人不吃，连自家的鸡也不给吃，因而在她眼里，城里人哪里是人？分明连她家的鸡都不如。
       哈，扯远了。但这一扯，我们就大抵清楚，鲁迅此文关于中国人的不认真以至于麻木，为什么会延伸到对国事的作戏和对生命的冷漠。且继续看：“我那时看见日本兵不打了。就搬了回去，但忽然又紧张起来了。后来打听才知道是因为中国放鞭炮引起的。那天因为是月蚀，故大家放鞭炮来救她。在日本人意中以为在这样的时光，中国人一定全忙于救中国抑救上海，万想不到中国人却救的那样远，去救月亮去了。”至于中国人其时为什么竟想着救月亮而不救中国，则是因为“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讲个人主义，或者远而至于宇宙哲学，灵魂灭否，那是不要紧的。但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一讲社会问题，那就非出毛病不可，这是有验的灵药，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
        而这些被捉去的青年，“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由来已久了……”
日本人在认认真真地侵略、杀人，而中国人则在马马虎虎地抗日、丢命，至于那些达官贵人，“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而老百姓宁愿去救月亮也不想救中国，或者关心一下那些因“社会问题”而被捉去的年轻人的生与死——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原意——一颗痛心疾首、椎心泣血的拳拳之心的悲愤、呼喊和痛诉。
       这就是鲁迅。
       我想，以这篇演讲作为鲁迅汉奸的罪证之一，是否会适得其反，反衬出泼污水者灵魂的卑劣和龌龊？

党报自曝毛泽东仇恨知识分子的原因

【多维新闻】2011年是毛泽东去世35周年，“人民网”近期刊出毛泽东早年生活纪实。文中罕见提到毛泽东在担任图书馆助理员期间，曾遭当时知识分子的冷遇，另外20世纪30年代还受到王明等一批留苏的列宁主义知识分子的轻视，埋下日后他仇恨知识分子的种子。

综合媒体9月29日报道，人民网引述“书屋”期刊内容，其中提及毛泽东回忆早年生活时的生动描写。毛泽东回忆，1918到1919年在北大图书馆任职时，由于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和他来往；虽然对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抱有强烈兴趣，但“他们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看”。

毛泽东当时是由未来的岳父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李让他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他在图书馆的主要工作是登记到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

他认出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并试图和这些人谈论政治与文化议题，“但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助理员讲南方土话”。文中透露对知识分子态度傲慢的不满。

文章指出，毛泽东和著名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陈述了自己在图书馆的遭遇，并可窥见他对受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冰冷对待的体验耿耿于怀。他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向来不抱好感，甚至对其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的原因就在于此。

文章还说，引领时代潮流的名人傲慢自负，固然说明他们的境界还不够高、做人上还差一个等级，但一个苦斗成名的人，在未成名的人面前摆一点架子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而政治家如果主要根据自己对部分名人的印象就形成对知识分子的判断，显然就有点意气用事了。

从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便成为“教育、改造”以及整治和打击的对象。

1951年5月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揭开了毛泽东要“改造知识分子”的序幕。到1955年5月发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1956年打算 开展整风运动，直到1957年发动反右运动，都是针对知识分子精心策划的。

根据中共当局的统计，当时有55万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但许多学者认为，实际受害者的人数远不如此，因为当时除了右派分子，还有其他种类如中右份子、内控右派、漏网右派、坏分子、反动份子等，加起来至少有100多万人受到了迫害。

许多专家认为，反右是充分体现毛泽东人格和道德缺陷的一场运动，因为他在反右运动中，不顾 中共和他本人的信誉，使出了“引蛇出洞”的伎俩，先让知识分子大胆“鸣放”，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

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也认为，毛泽东当时发动反右斗争不是偶然的，因为从他早年图书馆受到知识分子的冷落开始，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了。

而毛发动的反右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一击，使得几十年后这个群体基本上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和中国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灾难，如“大跃进”、“三年灾害” 和“文化大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陈风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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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1)

1#  匿名提交日期：2011-09-28 17:36:08

毛泽东曾经在北大图书馆作工人。负责图书出借登记。一天，他因为嫌工资八块钱太少。要求加些。那时的教授一般是一百五十到二百块。管图书馆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对他说：“你字写得实在太差，错别字又多，工作懒散，经常迟到早退，连简单的人名都经常登记错，不可以加工资。”毛泽东从此恨死梁漱溟。最后害死了国学大师梁漱溟。说毛泽东是二十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之一的人绝对是神经病！

张磊为神马只爱美利坚而不爱大陆？(エール大学に寄贈した中国人）

张磊为神马只爱美利坚而不爱大陆？ （8888888ドルをエール大学に寄贈した中国人）

作者： 陈子河 2011-09-13 13:20:58 发表于：博客中国

按语：张磊向耶鲁大学捐款8888888美元，而向大陆母校捐款为零。
合理的解析就是“哪里有自由，那里就是我的祖国”。
一个国家在千方百计地榨取个人，摧残个人，一个国家在千方百计地保护个人。如果你是正常人、如果你没有神经病。对比之下，你喜欢哪一个国家？你会报答哪个国家？
报答自己祖国合情合理，张磊做法天经地义。不拿其他东西来讲。就拿房价来说，
    1 农民：种三亩地每亩纯收入400元的话要从唐朝开始至今才能凑齐（还不能有灾年）；
　　2 工人：每月工资1500元需从鸦片战争上班至今（双休日不能休）；
　　3 白领：年薪6万，需从1960年上班就拿这么多钱至今不吃不喝（取消法定假日）；
　　4 抢劫犯：连续作案2500次（必须事主是白领）约30年。
　　5：妓女：连续接客10000次，以每天都接一次客，需备战10000天，从18岁起按此频率接客到46岁（中间还不能来例假)
对待自己的孩子呢？出生要持证出生，上学呢？又要被驱赶出城市。。。。
有哪一个国家敢于这样对待自己民众？这种国家，你能爱吗？你敢爱吗？
但是99。9%的人是POOR.0.1%的人是富人。看看港媒的报道：
 

 那些唱红歌的脑残们，别人唱红歌，子女欧美上学堂，太太买LV像买白菜。而你们呢？唱完红歌后，去旧市场捡烂菜叶，为了几分钱和小贩炒得死去活来。你们有什么资格瞎搀和？


结束语：突然间得知白岩松辞职，毕福剑为此写道：我有一个梦想 股价永远不跌 房价永远不涨 我有一个梦想 所有的车 不分军车 公车 全都规规矩矩地走在路上 我有一个梦想 年轻人不用为了供房供车 搜刮爹娘 我有一个梦想 医院不收红包只是救死扶伤 我有一个梦想 贪污腐败该毙就毙 不管他入没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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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向耶鲁大学捐款8888888美元、创耶鲁管理学院中国毕业生个人捐款纪录的新闻，一时间在国内石破天惊。中国网友立即对张磊和他创建的 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展开“人肉搜索”。有人极为愤怒：“中国辛辛苦苦培养的高材生帮着人家发展”，甚至调查出他和他的公司在四川地震等事件中并缺乏表现等等。张磊吃里爬外的形象跃然而出。

　　张磊夫妻二人都在耶鲁接受的博士教育。读到这则新闻，心里实在非常复杂。老实说，如果我们有张磊的能力，也许确实会优先考虑给国内捐款。

　　但是，张磊说道：回忆一下我们自己的经历，又对这样的行为感到应该理解。因为二十多年前我们结婚时，妻子在北京是个“黑户口”。她被分到外地，我们不愿意两地分居，索性“黑”了。代价是没有工作，有时还为临时户口操心。后来决定出国，两人一起学英语，考托福。1993年我们正处于弹尽粮绝的状态，她接到从耶鲁寄来的一个厚厚信封，打开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被录取了，两万多美元的学费人家给支付了，另外给将近一万的生活费，整个三万多美元！有生以来，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钱。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有这笔钱并不一定能出国。出国要有护照。按当时的规矩，大学毕业服务不够一定年限者，出国必须有海外关系，还必须支付大学的“培养费”，把账还清了以后，就可以扫地出门了。于是，我们全家紧急动员，先找到在台湾的姨妈开证明，然后到街道派出所开证明，记不请跑了多少地方，当然也送了不少礼，其中颇有些差点前功尽弃的惊险关节。最后，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按照国家开出的帐目，把大学四年国家在她身上花的钱全都还清。再向父母借了些钱买机票，一下子就飞了过去。半年后，我也跟去探亲。我毕业后为国家服务十年，不用缴纳大学的培养费。但是，我去探亲，按规定必须辞职。而这又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奋斗，比如找地方存档案、在一堆“不行”、“不办”的声音中绝处逢生等等。我还记得最后办成的那一刻，跑到单位要最后一个文件。窗口一位冷冰冰的小姐把盖好章的一张纸往我面前一仍，甩过来一句话：“你从此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我到了耶鲁探亲，人家对我这个“家属”则无微不至。比如，我只需缴一点点钱就有了医疗保险，白拿了学校图书馆的借书卡，使用健身房等等设施，还能在旁听两门课。总之，除了课松一些外，和正式学生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我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表现，被教授看中，什么也没有考就被录取到硕士课程。日后一帆风顺，直到拿了博士，而且六年下来一直拿着全奖。除了正常的奖学金外，学校还给各种钱在夏天让我学英语、学日文，甚至送我到日本学了整整一年。说“耶鲁改变了我的一生”，难道还有什么争议吗？

　　从中国上大学、工作到耶鲁读书，一个人直接的感受往往确实就是“耶鲁改变了我的一生”。张磊的捐款，在耶鲁从校友拿到的捐款中只是很小的一笔，在美国并没有太多新闻价值。在中国有新闻价值的，是这一行为所显示的教育模式和中国是多么不同。

　　第一，美国的名校，特别是常青藤，现在大多靠校友吃饭。这些学校只要发现人才就去招募、争夺。你要是穷光蛋，学校就把学费生活费全包下来，而且还会毕恭毕敬地说：“感谢你到我们这里来读书！我们的校园因为有了你一定会变得更加丰富。”入学后，学校对你无微不至。特别是本科生，有时让我感到学校活象个惯孩子的父母。比如，大学生是谈恋爱的最佳年龄，中国的大学对待学生的恋爱经常有各种“不准”。美国的学校竭尽全力为此创造条件，甚至在招生中采取倾斜政策，保证男女平衡。一位美国学生告诉我：大学生是第一次离家的孩子，刚离开父母心里空落落，大学就要成为学生的第二个家，迅速填补父母在孩子心里留出来的感情真空。如果你在大学里找到自己的配偶，那是学校最高兴不过的。大学所期望的是：你们夫妻一辈子都忘不了自己的家庭是在哪里组成的，都会把大学当成自己的家。日后家里有需要，你当然会把大笔的捐款拿出来。当然还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家”读大学。

　　第二，学校靠校友，对毕业生也就非常恭敬。比如，我们毕业后，学校总把校友刊物免费寄来，系主任每年写信报告系里的情况，学校在我们的居住地区有活动总要通知。耶鲁选校董，也每次都把选票寄来，并且反复通过电子邮件等通信手段督促投票。要知道，校董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校长就是校董事会任命的。谁进董事会，又要由校友投票决定。2002年著名华裔建筑师林璎当选耶鲁校董，就是受到校友协会的支持。我们夫妇当时虽然博士都还没有毕业，但已经有了硕士学位，以校友的身份投了票。这大概是我们作为外国人在美国行使的唯一一次选举权。所以，我们拿的并不仅仅是一张耶鲁的文凭，而且是一个当家作主的权利。学校要是惹你不高兴，你也可以通过校董事会施加压力。

　　张磊究竟对中国捐了多少钱，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他给耶鲁捐钱，则不过是人家大学经营模式的日常运转和效率而已。你现在就是给美国名校缴足三万多美元的学费，人家培养你还是赔本的。何况许多学生是人家倒贴钱请来的。这么赔钱培养学生怎么赔得起？人家学校牛就牛在这里：我们的教育能够保证你成功，而且保证你成功之后会认识到是我们的教育改变了你的一生，最后你会捐钱来感恩。如果你毕业后收入低、欠的教育贷款还不起怎么办？许多名校（特别是法学院等）的作法是：全免！理由大致有两条：第一，在我们这么优异的地方毕业后，你放弃高薪而从事低薪的公益事业，那就算我们学校为社会作贡献了。第二，如果你真没有技能拿到高薪工作，那一定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对你说“对不起”还来不及，怎么会追着向你要钱呢？

　　张磊的行为，应该促使中国的高校好好想一想。我们要是一天到晚和学生算培养费、惩罚不能按期还贷的学生，怎么指望学生象张磊对耶鲁一样对待自己的母校？他们又怎么爱得起自己的祖国呢？